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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利比亚君主制政权的建立并没有长治久安，新兴的民众运动主义严重挑战君主制的稳定性，经济上过分依赖于西方国家的扶持，同时又想摆脱西方国家的制约，在矛盾中更加造成了民众的不安定。对方利比亚石油的开发，把英国等西方国家撵走，尴尬的是自己又没能力去开发石油不得不又求助西方国家，利比亚的似乎一直在矛盾中暴乱中发展，未来命运如何呢？请看下文！
依赖西方
独立之初的利比亚君主制政权享受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光,不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因为利比亚逐渐卷入阿拉伯世界日益高涨的“政治化”运动之中。诸如利比亚邻国的反殖民斗争、巴勒斯坦冲突等事件，使苏联重新对中东地区恢复兴趣。该地区日益加剧的纳赛尔主义、复兴党的泛阿拉伯主义以及反君主制运动，对利比亚保守的、传统的君主制政权极为不利。利比亚联合王国的财政依靠英美国家租借其军事基地的收入，构建了一种受西方支持的政策，消耗了其有限的反殖民主义形象标识。随着时间的流逝，利比亚独立时所依赖的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力量开始从内外两个层面挑战君主制政权的合法性，前者是国内的反政府组织，而后者则是泛阿拉伯运动。在此过程中，外国人租用基地及援助问题不断地暴露君主制政权外交政策的一贯弱点，即决策受他人左右的脆弱性。
尽管伊德里斯国王财政上依赖西方，但从来就不是许多观察家所认为的那种亲西方人士。然而，利比亚君主制政权与西方国家维持友好关系的基础，不是屈服于西方的思想、传统与政策，而是认为西方国家的存在是保证利比亚安全的最佳选择。君主制政权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局势，尽可能地将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与政体结构对利比亚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强调在地区与国际社会中的政治不结盟立场，如不参与非洲统一组织，不加入联合国。
利比亚官方支持非洲统一大业。利比亚代表团参加了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和年的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大会，自称是非洲的中立主义者。利比亚与非洲邻国一起口头谴责并抵制南非白人政权，但在实践中支持非洲团结的力量并不大。利比亚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商业与外交联系也很有限。利比亚刚开始并不积极支持马格里布统一，但20世纪60年代有了支持的动力。利比亚认为马格里布统一可能成为遏制马什里克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潜在力量，并派一观察员参加年阿拉伯马格里布统一会议，随后断言马格里布地区能够统一。君主制政权后来重申了支持非洲地区经济发展的立场。年，的黎波里成立长期协商委员会，草拟地区经济发展计划。
利比亚君主制政权附属于西方的表现为，严重依赖英美军事基地
的财政收入与政治援助。很明显，君主制政权与西方亲密关系是对军事基地收入的倚重，一旦石油出口使利比亚财政收入增加，不再依赖基地收入，利比亚与西方的关系就会逐渐疏远。年，班加西发生暴力抗议事件后，埃及总统纳赛尔要求当阿拉伯军队与以色列发生战争时，英美保证不使用利比亚军事基地打击阿拉伯国家。利比亚也要求英美重新考虑这些基地的前途与地位。美国作出回应，原则上接受了从惠勒斯基地撤退的要求。英国的反应更为激烈，年就从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撤出了大部分军队，年3月从昔兰尼加地区撤出了所有的军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石油开发将利比亚从依赖西方的尴尬中解放出来，但其又陷入另一个困境。为了开发这些新发现的自然资源，利比亚需要与西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以保证西方石油公司能够提供必要的技术人员与开采技术。石油公司下游产业的重要性早在年就显现出来，当时外国石油公司对利比亚的投资为万美元，而至年外国援助资金仅万美元。简而言之，石油使公众的兴趣集中在利比亚如何从西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当时二者关系并没有中断。然而，由于君主制政权不信任苏联及其盟友，而为了开发自然资源就必须从西方国家获取财政与技术援助，这使利比亚与西方走得更近。
石油的影响
利比亚的石油勘探始于年，但商业上的可行性油田勘探是在年。当时美国勘探者断言，昔兰尼加地区的阿马勒和载腾两个地区有石油。随后几十年，利比亚的石油产量与收入快速增长。但对产油国来说，当时石油价格较低，也没有修改税收收入的依据。利比亚与大多数产油国一样，认为石油价格过低且不公正。当时利比亚继续接受以体积为取向，反对以价格为取向的政策。利比亚这样做是担心与石油公司在标价上对抗可能减慢石油工业发展的动力。
年的“六月战争”关闭了苏伊士运河，这一做法的智慧日益受到挑战。作为回应，西方石油公司迅速扩大利比亚的石油产量,使其成为中东地区石油输岀量最大的国家。利比亚的石油运送到欧洲，可以不经海湾绕过好望角，从而节省了大量的运输费用。尽管当时利比亚石油储量远低于沙特阿拉伯，但到年，利比亚的石油日产量已经与沙特阿拉伯旗鼓相当。
年,利比亚颁布了《石油法案》，鼓励国际石油公司参与利比亚石油工业的开发。《石油法案》的创新特征就是将特许权授予那些迫切需要参与利比亚石油开发的公司。对单个产油国来说，这一政策更具灵活性与变通性。利比亚因为靠近欧洲市场，到年，利比亚将个特许权授予39个欧洲公司。此时，利比亚石油日产量已经达万桶。
年,利比亚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刚成立了两年的欧佩克其职责是协调、统一成员国的石油政策。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利比亚只是选择性地执行欧佩克政策，拒绝那些有碍利比亚与西方石油公司关系的条款。利比亚特别支持以下规定：即原则上提高产油国的石油提炼能力，成立国家石油公司，在石油工业运转中采取统一协调政策，协调石油储量的保护、生产与开发的关系。
从年至年的5年里，利比亚政府的石油出口收入从万美元增加到6.25亿美元，增长近15倍。在其第一艘油船驶出的8年后，利比亚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四大原油输岀国，这一增长比例在世界工业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在此过程中，利比亚经济从停滞到爆发式增长;从资本赤字国变成资本盈余国;从援助接受国变成援助输出国。由于利比亚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在特定条件下显得非比寻常。
石油收入的增长不仅使利比亚政府财政充盈，而且唤醒了利比亚民众,他们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伊德里斯政权的保守性上。这些变化的深度与广度体现在利比亚人均收入从年的35美元增加到年的美元。但人均收入可能是误导，实际上财富从来就没有按人头平均分配。到年，利比亚大多数人仍在为生存而奋斗。也就是说,20世纪60年代民众对革命的期望在增长，因为他们希望新发现的石油财富会大范围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
伴随着石油收入的增加，经济条件的改善，社会流动性加大，民众的要求增多。特别是年轻人，尽管对新的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的理解仍含糊不清，但具有政治与精神上的渴求。君主制政权尝试对这些需要作出回应,但不能够理解以及适应他们，如，难以满足利比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提出的要求。面对革命期望的日益增长，君主制政权与北非邻国签署了一些较务实的经济与技术合作协议，但难以满足纳赛尔总统呼吁的泛阿拉伯主义的浪漫魅力。到20世纪60年代末，利比亚人口增加，特别是年轻人增多，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的城市民众的诉求更为强烈。他们甚至认为，伊德里斯国王的内外政策具有宗教的狭隘视野，即使不堕落腐败,也应该被换掉。
石油收入的迅速增加也给有关机构与个人利用石油收入谋取提升与致富提供了机会。在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中，有影响的部落领导人，特别是昔兰尼加地区势力强大的家族、王室迪万成员与赛努西家族成员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与行政官僚机构。他们利用职权大肆行贿受贿,造成了极坏的后果。利比亚精英所构建与维持的政治体系，将庞大的民众群体的作用弱化为无能为力的旁观者，他们受挫感逐渐增加，被疏离于政治系统之外。
社会与经济变化所带来的现实问题让民众感到痛苦与愤懑，这在20世纪60年代的利比亚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如哈利法塔卡巴里、阿卜杜拉埃勒格威利与卡麦勒马赫格尔笔下的短篇小说中表现出的疏离感、焦虑情绪以及反叛个性的典型特点。哈利法塔卡巴里的小说《尊严》,写了一个利比亚工人公然反抗3个美国石油工人，抗议他们提出的侮辱性要求。阿卜杜拉埃勒格威利的小说《石油与年代》,以讲述者的身份叙述了如下故事：主人公在庄稼收获季节竟找不到帮工的农民，因为昔日的农场帮手现在都到城里寻找较好的工作。故事的结尾是，主人公的哥哥决定卖掉他所属的农场份额，加入城市化的潮流。卡麦勒马赫格尔的小说《哭喊》,叙述了一个男孩因学校附近地区以及家乡的住所被强制拆迁而哭喊。20世纪60年代末，也就是年“六月战争”中阿拉伯人被击败前夕，利比亚作家艾哈迈德法格赫的文学作品弥散着不满与悲观情绪：利比亚发现石油所伴随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带来的痛苦的后果，产生诸多负面现象。以上这些，作者不可能视而不见。面对新生的现代化、文化同化，应该利用强烈的地方认同感唤醒民众抵制西方商业与消费社会价值观的入侵。
民众中日益流行着以下观点，即认为新财富应该是所有民众的共同财富。但现在这些财富却被权势集团所控制，他们与民众的渴望与抱负格格不入。利比亚工人遭受着石油公司的残酷剥削，美国人与英国人的基地仍像往常一样忙碌。所有这些造成的痛苦情愫在60年代的利比亚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
国家认同
利比亚独立时民众的国家意识与国家认同的水平较低。奥斯曼帝国占领期间，民族主义者的政治倾向大都处于潜伏状态,而赛努西教团的角色也主要是宗教意义上的。赛努西教团武装抵抗意大利的统治，将自己改造成一种政治运动，但是意大利与利比亚之间的斗争，并没有促进民众的国家统意识与感知,从而在酝酿独立的利比亚存在着如下争论：构建一个统一的利比亚，或者将这一领土分割成两到三个政治实体，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政权。
尽管昔兰尼加、费赞与的黎波里塔尼亚统一到一个独立的利比亚联合王国的实体之下，但是它难以构筑一种像其邻国阿尔及利亚那样
的为独立而战的，根深蒂固的国家认同感。年后的大多数利比亚人都认为，自己是昔兰尼加人或是费赞人，或是的黎波里塔尼亚人，而不是利比亚人。利比亚国家宣布独立时，正好是中东阿拉伯民族主义崛起的、北非国家日益高涨的反殖民运动激情高涨之时。君主制政权准确地预见到，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对抗性意识形态，会对其利益造成损害，并试图遏制与规范利比亚王国力量的增长与影响。另一方面，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认为，利比亚联邦制政权只不过是外国力量强加给利比亚的人造国家。对他们来说，民族主义与政治自由画等号。
从地缘位置、政治差距来说，利比亚新国家的各个构成部分都大不相同，缺乏统一的历史感。从地理位置来说，利比亚分为三个行政区，反映了三块领土都有障碍物隔离开来。苏尔特湾与苏尔特大沙漠将昔兰尼加与的黎波里塔尼亚分开，增强了利比亚两个最大省份之间的政治上的划分意义。独立前的昔兰尼加的交往方向主要是东边的埃及以及马什里克地区。反之，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活动方向主要是其西部马格里布的三个北非国家。费赞地区人口稀疏，其注意力主要是南部的撒哈拉沙漠，以及靠近撒哈拉的非洲国家。从政治意义上来说,昔兰尼加民众反对意大利统治，尽管后者付出巨大的人力与物质资源。而的黎波里塔尼亚人尽管也有些许抵抗的姿态，但大多数人持不抵抗的态度，也不积极合作。
在独立的第一个10年,利比亚君主制政权努力促进国家共同体的内聚力，利用共同经历的历史情感，促进新生国家机构的运转。假如省级之间存在着竞争与敌意，那么早期的努力是没有结果的。20世纪60年代，观察家一再强调利比亚国家认同与国家意识的局限性。年的“六月战争”引发了公众一片反对之声，此后君主制政权在这一点上加大了宣传力度，强调了利比亚认同深深扎根于利比亚独立前的历史。作为回应，国家意识的情感开始在伊德里斯政权的领导下变得高涨起来,但并不足以使君主制政权变得强大，反而使发源于东边的泛阿拉伯主义日益充满活力。
总结：
利比亚君主制度建立让利比亚安然渡过了一段时间，然而却逐渐卷入了阿拉伯世界日益高涨的“政治化”运动之中，导致君主制度政权被冲击，给国内安定埋下隐患。经济上长久依赖西方国家，受于西方国家制约，石油的开发既想摆脱西方国家，又不得不求助西方国家。石油开发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很多民众却依然挣扎在生存线上，政治不全面化、贫富差距大、民众的求同意识差、各派系新兴主义斗争都给这个国家埋下了不安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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