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社记者祁彪
时光总是埋没了太多的故事、太多的人。
从上海到北京，历经十年风雨与辉煌的《民主与法制》步入转折，走向另一个时期。
从北京到上海，作为一名后来晚辈，在《民主与法制》创刊40周年之际，我奉命前往上海，试图去寻找到年间那些被时光埋没的人和事，试图去探寻《民主与法制》在上海腾飞那些年的足迹和图腾……
位于华东政法大学老校区的东风楼是《民主与法制》杂志的诞生地
淮海中路弄7号
本次上海之行，是在一种怀旧与悲伤的气氛中开始的。
采访伊始，年6月就进入《民主与法制》工作的老记者、老前辈董启元就带来了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昨晚，也就是年11月5日晚上7点12分，《民主与法制》杂志的第二任总编辑丁柯先生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而在此前的年10月25日早上5点30分，《民主与法制》杂志的第一任主编郑心永先生也因病逝世，享年岁。
两任老总编在创刊40周年之际先后离世，真真切切令人扼腕唏嘘。
新闻业内有句话，一个媒体的风格特色是由总编的性格决定的。这句话用在《民主与法制》身上再合适不过。
郑心永和丁柯两位老总编几乎贯穿了《民主与法制》在上海诞生并发展的整个过程，为《民主与法制》打上了鲜明的烙印，先后缔造了《民主与法制》在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与荣耀，称得上是《民主与法制》的教父级人物。
“过去业内有这样一句话，形容我国新闻行业标杆性的媒体，80年代看《民主与法制》，90年代看《焦点访谈》，新世纪后看《南方周末》。由此可见，当时《民主与法制》杂志的影响力多么大。”董启元说。
然而，很少有人能够想到的是，这样的一本杂志，起点是在上海市淮海中路弄7号，一间不足平方米的大开间。
我国著名媒体人、时任《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林钢曾在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做党和人民的桥梁——访上海〈民主与法制〉编辑部》一文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办公条件：一间不足平方米的房间，用三合板隔成大小不等的五个隔间，这便是《民主与法制》的编辑部。排列得满满实实的一张张办公桌上，堆着一堆堆的稿件和信件。编辑和记者聚集会神地阅读着……
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有些“寒酸”的办公场地，还是从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下称社联）借来的。“同样，当时的桌子椅子很多都是从与《民主与法制》渊源颇深的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借来的，我刚到这里报到的时候，很多桌椅上还写着华东政法学院的编号。”冯慧说。
冯慧从年进入到《民主与法制》工作，一步步成长为《民主与法制》社的副总编辑，将整个青春和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民主与法制》。
而除了办公设施是借的，整个编辑部包括郑心永在内只有3个人，其中一人还是兼职。这“两个半”人要同时完成策划、组稿、编辑、校对、发行等所有工作，困难可想而知，创刊经费更是无从谈起。“当时各个报社都是有自己印刷厂的，而我们不要说印刷厂，连印刷纸张都没有，是郑老凭借曾在上海《文汇报》工作多年的老关系，以先印刷、杂志卖掉后再付款的方式在《文汇报》的印刷厂印出了首批刊物。”冯慧说。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民主与法制》的创刊号即年第一期杂志在年8月10日正式与读者见面，改革开放后第一份法制月刊就此诞生。
为了坚持党的报刊的优良传统，民主与法制社设立了读者来信来访部，由一批长期从事司法工作、有较丰富的法学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人员组成。十年来，信访部每年平均要处理信访六万多件。为了使蒙冤者得到昭雪，使邪恶得到惩治，信访部的工作人员的足迹踏遍天南海北，赢得广大群众的信赖。信访部正在接待来访者
两个80万的豪迈
“由于顺应了当时的形势，为群众说话，呼吁健全法制，特别是为受屈的伸张正义，批判伪法律‘公安六条’，揭露丑恶现象，引起了社会注意。”郑心永先生曾如此回忆。
从郑心永先生提到的第一期批判伪法律“公安六条”等文章开始，每一期《民主与法制》都会刊登重磅稿件，比如第二期刊登《独立行使检察权是法律监督的基本原则》和《加强党的领导依法独立办案》等，其倡导的司法独立理念虽然现在早已经被广泛接受，但是彼时的社会刚刚结束一个特殊的年代，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殊为不易，当然引发的反响和讨论也是广泛的。
除了制度性反思文章，那时的《民主与法制》杂志还报道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普遍性的个案。比如年第1期，正值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修订的新婚姻法开始实施之时，《民主与法制》发表了遇罗锦的《我为什么要离婚》一文，并连续7期刊发讨论文章，其中包括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承办人的文章，引来了一场全国范围内思想领域的大地震，广大民众首次深入思考“婚姻存续的要件”“离婚依据”等问题。再比如年第3期《民主与法制》首发本刊记者的独家报道《林昭之死》，引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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