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应邀来到国资大讲坛与大家分享、交流。我向大家汇报的主题是PE助力国企混改。
我们观察国企与中国经济的关系，应该在一个更宏大的格局下，从更高的战略视角来观察。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世界格局、国际秩序以及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世界格局是指这个世界主导发言的力量、主导的经济体是哪些。用40年的时间跨度，可以清楚看到世界GDP前20排名发生了如下变化：40年，全球GDP增长约10倍，美国GDP增长约9倍，低于平均数；中国GDP增长90倍，远远高于平均数。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墨西哥、沙特阿拉伯等，都以高于平均数的速度迅速崛起。特别是BRICS金砖五国：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的经济增长和综合实力，是世界格局变化的经济基础。
世界GDP前20排名单位：万亿美元
年
年
全世界
8.54
全世界
84
欧盟
2.77
欧盟
15.87
1
美国
2.36
1
美国
20.51
2
日本
1.01
2
中国
13.45
3
德国
0.74
3
日本
5.07
4
法国
0.51
4
德国
4.02
5
英国
0.34
5
英国
2.80
6
意大利
0.30
6
法国
2.79
7
加拿大
0.22
7
印度
2.68
8
巴西
0.20
8
意大利
2.08
9
西班牙
0.16
9
巴西
1.91
10
荷兰
0.15
10
加拿大
1.73
11
中国
0.14
11
韩国
1.65
12
印度
0.13
12
俄罗斯
1.57
13
澳大利亚
0.12
13
西班牙
1.43
14
瑞典
0.10
14
澳大利亚
1.42
15
墨西哥
0.10
15
墨西哥
1.20
16
比利时
0.10
16
印度尼西亚
1.00
17
沙特阿拉伯
0.08
17
荷兰
0.91
18
伊朗
0.07
18
沙特阿拉伯
0.77
19
土耳其
0.06
19
土耳其
0.71
20
奥地利
0.06
20
瑞士
0.70
国际秩序已经或将要发生重大变化。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实际是以美国的价值观（自由、民主、人权）、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北约、美日韩）和美国主导的机构（联合国、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构成的。国际秩序有不尽完备、需要改进的地方，也有不符合美国经济利益的地方。近两年，特朗普闹着要“退群”，即退出相关组织，也不太强调人权与民主，整个世界秩序在变。
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外部关系即中美关系。昨天习近平总书记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较为成功的会谈，暂时缓解了中美 ，达成了双方都可接受的阶段性缓和。但中国与美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对峙已成定局，具体的表达方式、烈度可能有不确定性。美国对中国从过去40年的接触转为遏制已经确定。中国过去40年可以集中精力搞建设，抓住战略机遇期，其中最重要的外部环境是美国对中国总体友好。现在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朝野两党，在诸多问题上分歧很大，但在中国问题上却出奇的一致。在这种外部环境巨大变化下，我们应该做好自己的事，社会不乱、改革不停、开放不退。要加大力度开放，减少投资限制、降低税费、降低相关制度成本、保护产权、推动国企改革。中美之争本质是经济之争，是一个后起大国对相当长时间居于 的守成大国的冲击，这场博弈的根本是拼经济。
站在这个视角观察，我们看到要素价格在逐年攀升，中国已经不是劳动力 廉的制造业大国。制度成本也在上升，不少改革落不了地，财政负担重，今天是财政供养人口与劳动人口比例 的时代。技术进步对经济收益率的贡献不足，科技作为 生产力没有得到 潜能的释放。国企、民企、外企之间公平竞争的环境有待完善。民企效益下滑，未来预期恶化，人心惶惶。
中国国有企业的形成与变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建国初期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运动，几乎把非国有经济成分打到微不足道的程度。除集体经济之外，在工业、商业领域国有成分占99%以上。八十年代农村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之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城市。深水领域最核心的改革是如何逐步降低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经历过三轮高潮，开始的起点是一批先知先觉的地方政府用行政化的办法大规模的卖掉国有企业，接下来是朱镕基总理主导的国企三年脱困，一大批国企工人下岗再就业承受了改革的成本与痛苦。经过几次国资国企的改革，目前国资、民资与外资比例大约处于平衡态势，国资、民资各占35%-40%，外资占20%左右。前几十年国退民进，近几年却出现国进民退，闹得民营企业人心惶惶，以至于总书记出来喊话“民营企业是自己人”。
国有企业对于国民经济的作用、价值与比例关系要用历史的观点看，也要用系统论的方法看。国资系统是国民经济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评价子系统优劣，是否很好的发挥作用，不是单纯的看自身是否 、最强，而是看该子系统对大系统的贡献，看大系统在该子系统的作用下是否达到 、最强、 。如果一个子系统任意挤占其他子系统的空间和资源，无限扩张，导致大系统衰落，可能它就是“肿瘤”。
以下图表可以看到三类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净资产收益率情况：
总体讲，民营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明显高于国有企业。这里有体制活力、负担因素，也有国有企业多数处于重资产行业的因素。另有图表明同一行业，多数情况下民营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会比国有企业高出1%-2%。
这张表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年达到高峰，然后逐年下降。国有企业在年出现低值，然后逐年上升。这里有从年开始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因素。国企多数在产业链上端，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升，导致大批国有企业效益明显上升。民营企业收益率下降还与营商环境和金融政策，特别是信贷政策发生突然变化相关，民营企业由于银行抽贷导致现金流断裂，引致收益率下降。这些变化更提醒我们进一步调整好国企与民企关系，进一步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国企有非常清晰的优势和劣势。优势是政治地位高、社会信用强、综合实力强。引致很多民营企业想戴“红帽子”，找个国有企业做股东，但不要控股。国有企业的劣势也很明显，负担过重、机制不灵活，在普遍不担责的背景下，做决策的难度更大。所有决策都是集体决策，几层决策下来耗时长久。国有企业另一问题是激励不足、问责复杂，还有国有企业家之困。
企业是市场主体，是契约组合要素构成以盈利为目的法人实体。契约即公司的章程是相关股东的共同约定和治理文本，它组合了资金、技术、原材料、劳动力、企业家劳动等要素。企业家是一类特殊的人，比一般人更能看到市场上的缝隙，即供求之缝，能迅速组织资源，提供符合客户需求的商品或服务。企业家是市场经济中的“国王”。企业家的行为一类是“套利”，一类是“创新”。资金、设备、技术、原材料、劳动力等要素，都是在市场上可以用等价交换买来的。一些企业家往往能买到低于市场价格的要素，卖的时候又能高于市场价格，低买高卖，从中取利，即套利行为。企业家的另一类行为，靠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制度创新，靠冒险，这是要大力弘扬的企业家精神中最精彩的部分。反观国有企业，对于企业家行为给了诸多清规戒律，束缚了企业家的手脚。国有企业没有容错机制，企业家 的功能是克服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即可能赢，可能输。但国有企业不允许失误，这必然扼杀企业家精神，不能让企业家超常发挥。国有企业家的选聘是由市场决定还是组织部决定？同样限制了国有企业的发展。
如何理顺国企、民企、外企之间的关系？政府一直说一视同仁，但在这样的背景下显得如此苍白。我长期担任国企领导，四年前辞职创业，干了四年民营企业，对于民企的不容易真的有切肤的感受！年国有企业强势上升，国进民退已成潮流。去年底，两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和易刚不约而同的提到国际通用的办法：“竞争中性”，今年的政府经济报告也明确提出了按照竞争中性的原则。竞争中性最早年由澳大利亚提出，后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进一步扩展固化，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作为专门的一章对其进行详细描述。竞争中性是国际话语。“竞争中性”，是一个有操作性的治理框架，从经营业务区分、成本监管、回报率要求、补贴监管、税收中性、监管中性、信贷中性以及政府采购中性等方面来规制国有企业。但在中国能否做到？估计挺难，我们盼望它能实现。
这是作者6月30日在国资大讲坛的演讲《PE助力国企混改》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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