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瘂弦先生回憶：“一個知名度高的作家，免不了收到來自各地讀者的來信。三毛每天的收信量，恐怕超過任何一個臺灣的作家。這些來信的內容，對她的文學成就表示敬慕者有之，請教文學問題者有之，初學者寄上習作請她批改者有之，在人生方面有所困惑希望她指點迷津者有之，更有一些信是慈善機構希望她捐錢、困苦的人向她借錢的。對於這些來信，她都親自覆信。這樣一來，跟她書信來往的朋友人數就愈來愈多。一封信就是一件事，就是一個“負擔”，回信是很煩人的，但是三毛卻從不厭煩。對於眾人的所求，不管能否辦到，她都會詳細回答，想盡一切方法來滿足對方的要求。我知道她在聯副（聯合報副刊）的稿費，有很大的數字捐給了慈善機構，有些是寄給一些窮苦的人，或失養的孩子。”
瘂弦先生說：“三毛的信寫得又快又好，一天可以寫好多封。這些信還都不是三言兩語應付了事的所謂"電報體"，每一封都有相當的內容，她的信，就像她的文章一樣誠懇、感性、熱情，娓娓而談，使得對方如見其人、如聞其聲，能夠直接感受到她的親和力。今天的一些作家、學者，當知名度到達某一個程度的時候，他們美其名曰“保衛自己的時間”，根本就不覆信給讀者。但三毛可不是這樣！她永遠是有來有往，從不讓人失望。”
“三毛一生究竟寫了多少信？給誰寫的信？無人知道，不過在一次聯合報副刊主辦的座談會上給我“見識”到了。記得有一次到花蓮演講，演講完畢後有好多聽眾到台前跟三毛打招呼，有的請她簽名，有的問她文學問題，其中有好幾位都說收到三毛的信。一個小學六年級的小男生對三毛說：“我媽媽看到你的信後，不再打我了！”另有一位60多歲的退役軍人走過來說：“謝謝你送給我的偏方，我腰痛的毛病現在好多了。”還有一個小女生自己繡了一塊刺繡送給三毛，說這是為了答謝三毛送她《娃娃看天下》（三毛譯的漫畫集）。你想僅僅是花蓮一個地方，就有這麼多筆友，我真難想像三毛花了多少時間來處理這些信函。”
作為摯友，瘂弦先生感歎到：“我有時候想，三毛就像一個光源，她希望普照到每一個角落；她像一個火盆，朋友們圍著她取暖；她像一個熱源，她想把溫暖分給每一個需要溫暖的人。這樣一個把時間、精神和感情都分給眾人的人，她的勞累可想而知。永遠不疲憊的三毛，恨不得自己變成一葉大海中的慈航，普度眾生，恨不得自己有千手千眼，可以關愛到所有需要關愛的人。”這話說得真好！讓我們看到了一位真實的，有血有肉的臺灣女作家的生活場景。
據瘂弦先生回憶，當年他曾按照《聯合報》報社的計畫，為三毛設計一系列的演講活動，並陪她到臺灣各地去演講，聽眾反應空前熱烈，場場爆滿。規模最大的一次是在臺北國父紀念館，其時萬人空巷，蔚為大觀。“我記得那天是晚上７點半的演講，下午４點不到群眾就開始在紀念館廣場排隊，長蛇陣繞了館前廣場好幾圈，由於人實在太多，連三毛進出場都成了問題，有人想了個辦法，讓三毛用帽子遮住臉，使人看不出是三毛，再由三位員警壯漢護送，費了好大力氣通過層層人牆才把她送到後臺去。７點鐘的時候，聽眾的情緒接近沸點，太多人進不了場，特別是一些從四五點鐘開始排隊居然進不去的人特別火大，群情鼓噪，無法平息。這樣近乎瘋狂的情況，真把我嚇壞了。”
從這樣的場景描述，讀者或可感悟到，那年月的三毛不僅是一個臺灣本土女作家，而且已成為了一個時代的文化符號。瘂弦先生不無擔憂地忆當年：“關於民眾給她這份過了頭的熱情，作為三毛的好友，容我客觀地說，實在已經到了不正常，甚至病態的程度，而四面八方的掌聲和讚揚，也超過三毛所應得。總之自從那次以後，我就開始害怕了。”這也讓我想起了中國古代戲曲裡的臺詞：“殺君馬者道旁兒”，這裡借用來作一觀照，盛名之下的三毛，作為一位弱女子，觀眾與讀者加諸給她的讚譽有著不可承受之重，一片羽毛都可隨時壓垮了她，古往今來的許多悲劇事例都見證了這一福禍兩棲的哲學道理。
光陰似水，歲月流金。到了年，三毛去了西屬撒哈拉沙漠采風，並在那裡生活了一段時間，大漠的廣淼浩瀚，異域的瑰麗風光激發了她潛藏的寫作才華，並受當時《聯合報》主編瘂弦先生的鼓勵，作品源源不斷，並且開始結集出書。
三毛于年1月4日去世，年僅48歲。她生前的足跡遍及世界许多地方，其代表作品有《傾城》、《溫柔的夜》、《哭泣的駱駝》、《夢裡花落知多少》、《撒哈拉的故事》等，廣為流傳。從她的作品中，讀者似可體悟到三毛性格中的那種天生的，袒露無餘的孤獨，而人生不過一場春花秋月，一曲凄美的爱恨离歌。
花飞花落，海峡彼岸有知音
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國大陸，臺灣女作家三毛絕對是一個傳奇。那年月，文革後恢復了高考，我輩是第一批進入大學的青澀學子，曾經是那樣好奇與憧憬外面的世界。三毛以她豐富眩目的經歷和生動靈性的文字，與瓊瑤、席慕蓉、鄧麗君們一道，配合著港臺的校園歌曲，因领國人走出“文革”的狂躁，極大地滿足了那個開放時代的想像；她在異國的鄉愁別緒，青春的迷惘，以及旅途中的趣聞趣事，曾吸引了萬千有著純正理想的青年人；以她的作品改編的歌曲《橄欖樹》和電影《滾滾紅塵》曾感動過，滋潤過我們那一代人的心田。
瘂弦先生謙虛地說，最早發現三毛文采的人應是白先勇，而他自己只不過是“聞香識女人”，聞到了三毛文字裡的芬芳，在自己主持的臺灣《聯合報》副刊做了幕後推手，編輯並刊載三毛的早期作品。這讓我想起了當年上海灘上的《良友畫報》掌门人伍聯德先生，他在年的創刊號上將蝴蝶作為封面女郎，隆重推出，成就了後來民國歷史上的一個耀眼的電影明星。雖說時代不同，但卻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白先勇先生這樣評價三毛：“三毛創造了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瑰麗的浪漫世界；裡面有大起大落生死相許的愛情故事，引人入勝不可思議的異國情調，非洲沙漠的馳騁，拉丁美洲原始森林的探幽，這些常人所不能及的人生經驗，三毛是寫給年輕人看的，難怪三毛變成了海峽兩岸的青春偶像。”
上世紀年，三毛曾到大陸旅遊，从新疆返回台湾途中，在四川停留数日，成都的文友陪同觀光，在成都柳蔭街為三毛拍下了一組照片，由於三毛在大陸留下的照片極少，因此這組照片迄今已显得十分珍貴。用三毛自己的话来说：“这是自己漂泊生活幾十年的生動寫照。”（參見本頁圖片）
據說三毛的英文名叫ECHO，三毛本是筆名，從三毛的《鬧學記》序中只提及“三毛”二字中暗藏一個易經的卦(乾卦)，是何玄機，不得而知。但三毛本人又曾說過：起初起此名，是因為喜歡張樂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記(後拜為乾爹)；另有一個原因就是說自己寫的東西很一般，只值三毛錢。三毛的一生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她的作品也在全球的华人社会广为流传，在大陆也有广大的读者，生平著作和译作十分丰富，共有二十四种。
後4月首次回大陸家鄉，發現自己的作品在大陸也擁有許多的讀者。並專誠拜訪以漫畫《三毛流浪記》馳名的張樂平先生，了卻夙願。年從事劇本寫作，完成第一部中文劇本，也是她最後一部作品《滾滾紅塵》。年1月4日清晨去世，年僅48歲。
陌上花开，何處惹塵埃
上世紀後期，海內外華文讀書界曾廣為流傳三毛與“西部歌王”王洛賓與的一段忘年之交，譽之者稱為佳話，毀之者謂之“炒作”，更有詬言四起，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給後世讀者留下了許多不解的密碼。
瘂弦先生作為摯友，對三毛與王洛賓之間的關係有如下的解讀：“其實是一種長輩晚輩之間的情感傳遞”，我亦赞同。因為瘂弦先生說：“三毛是藏不住話的人，她的幾段感情經歷我都很清楚，三毛的男性朋友很多，未必是男朋友。三毛在大學期間曾有個男朋友，家裡人都認識，但還沒有到談婚論嫁的程度，後來三毛出國，這段感情也就淡了。三毛後來在馬德里認識了一個德國人，不過此人後來因病去世，讓她很難過。直到遇到荷西以後，三毛全心投入，而荷西因為意外去世之後，使得三毛無法承受了。荷西之後，三毛曾拒絕過不少追求者。”
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向来有“為尊者諱”之說，人走了以後多說一些好聽的話。瘂弦先生不愧是三毛的摯友，有什麼說什麼，貴在說真話，如今將一個真實的三毛展現在我們讀者面前，讓大家對三毛的文品人品有了一個更高層次的理解與認識。
瘂弦先生還說：“三毛很單純，她心中有話就會講。對王洛賓，她寫信給我講，從小唱王洛賓的歌，現在認識了這個人；王洛賓的年紀很大，所以她把王洛賓當做長輩。三毛對長輩表達愛的方式不同，或許人家會以為是男女之愛，而她認為這種情感是源自對藝術創作的欣賞，沒提過兩人會變成伴侶。三毛只是希望能給他一些溫暖，讓他享受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情感。”實際情形確實如此，上世紀的九十年代初，雖才過去短短的20年有餘，但那年月的世態人心還基本延續了較為傳統的狀態，衣著樸實，人心誠信，令人懷念。男女之間的感情也決然不像如今的濫情，附帶了太多的物質因素，理想與信仰的缺失，道德底線的崩潰，決然不應以當下的情形來揣度那時的人心。
另一佐证来自王洛賓的兒子王海成撰寫的《我的父親王洛賓》一書中，保留著他父親的親筆文字，記錄着與三毛的首次見面經過和感受。“掀起你的蓋頭來，美麗的頭髮披肩上。像是天邊的雲姑娘，抖散了綿密的憂傷。”這是王洛賓套用其經典作品《掀起你的蓋頭來》曲調重新填詞的“第五段”歌詞，相信是三毛留給王洛賓的最美好的第一印象，也道出了王洛賓對來自臺灣的女作家三毛的心理感受。
那是年的文壇佚事。那一年三毛與王洛賓首次在新疆見面，由此拉開了兩人友情的序幕，在第一次見面之後，三毛回到了臺灣，不久王洛賓就收到了三毛的信，信中寫到：“我親愛的朋友，洛賓：萬裡迢迢，為了去認識你，這份情，不是偶然，是天命。沒法抗拒的。我不要稱呼你老師，我們是一種沒有年齡的人，一般世俗的觀念，拘束不了你，也拘束不了我。尊敬與愛，並不在一個稱呼上，我也不認為你的心已經老了。回來早了三天，見過了你，以後的路，在成都，走得相當無謂，後來不想再走下去，就回來了。”
這封三毛給洛賓老人信，寫得極美，也可稱作“情書”，已經編入三毛文集。那年月，中國文壇上出現這樣一位情感豐富的女子，應該說是一個異數，讓人刮目相看，海峽兩岸有了一個交流的因子，有了一個敢愛敢恨的三毛。紅顏無罪只因太美，離歌無言却是太悲。關於當年三毛在大陆與王洛賓、賈平凹等人的緋聞多來自小道，捕風捉影，過於離譜，實為八卦，乃中國世俗社會的几千年陋習，如今都已付笑中談。
其實，當年洛賓老人已近古稀之年，三毛把他當做長輩，語言表達方式是詩人作家特有的煽情風格。若以偏狭的心理揣度，視為男女苟且之端倪，實為大謬，亦是對逝者的大不尊。三毛寫下的“情書”源自對藝術創作大家的欣賞與感佩，也僅是“一種長輩與晚輩間的情感傳遞”，只可惜如今兩位均已作古。我要讚美他們曾有過的友情，讚美人性的美麗，因為那是海峽兩岸的文化藝術在上世纪“文革”之後政治破冰，文化交流解凍的最美好見證。
紅塵往事，此情可待成追憶
在淡淡的人間煙火中，三毛的一生既有著常人未曾經歷的成長歷程，也有著常人無法觸及的浪漫情懷，更有著華美悲涼的佳人遲暮。她一生“流浪”，踏遍萬水千山，只為尋找夢中的“橄欖樹”；她站在紅塵之上，俯瞰蕓蕓眾生，唱盡世間情懷。她，就是三毛。
在《撒哈拉的眼淚》里，三毛袒露了她的紅塵往事。她與荷西的感情有多深？看看荷西去世後她的回答：“荷西，你答應過的，你要在那邊等我，有你這一句承諾，我便還有一個盼望了。”一個溫純婉約、熱愛生活的女子三毛，善於以詩文來詮釋現代社會的愛與情。今天，紅塵中的我們仍然不禁要扣問：你遇到你的“荷西”了嗎？你又邂逅你的“三毛”了嗎？
旷世才女，以詩意寫紅塵，以喻理道人生。如今品味瘂弦先生口述的三毛，需要用靈魂觸碰靈魂，觸碰她生命的律動，觸碰她繁華落盡的人世滄桑。犹如品一盞清茗，需要走入那声情并茂的场景中，回味那如詩如歌的女子，回味那如夢如畫的故事。
情癡一生花事了，誰叫她是三毛呢？如果在她那個年代，非要立個貞節坊的話，不會有她，為她有太多的緋聞；如果她穿旗袍的話，一定比《花樣年華》中的張曼玉更為風情萬種，纏綿悱惻，因為她有太多的愛恨。天意弄人，短暫的一生，三毛一直在渴望愛情，可是真正的愛情，卻一直沒能眷顧於她。在她的前半生是沒有找到，在她的後半生是找到了也不能接受。吉普賽式的衣裙，黑發分成兩把垂落的麻花辮，如同她的愛戀，三毛的衣著裝飾，也帶著一份流浪的風塵。
這是一個奇情的女子。在淡淡的人間煙火中，苦苦追逐著心靈深處的愛戀。三毛19歲時，做了臺灣文化學院哲學系的一名選讀生。一個5歲多的時候就開始看《紅樓夢》的女孩，又不合群，內心將是怎樣的豐富？當離群多年的少女，又回到了群體之中，一場瘋狂的愛情已經不可避免。三毛轟轟烈烈地戀愛了。
或許是太年輕，或許是她愛得太熾熱，這場戀愛最終沒有結果。她那個時期的一些小說、散文，後來收集成了《雨季不再來》一書，儘管有些稚嫩，但那些流露著迷惘和傷感的文章，真實地記錄著一個純情少女的心路歷程。
三毛是一個喜歡沉浸在自我世界的人。世上本沒有完美的事，再奇的女子，也要在人間煙火中尋找情感的寄託。三毛選擇了荷西，選擇了她最能伸手觸摸的幸福。這是三毛作為一個女人最快樂的一段時光，在她內心的深處，和荷西的愛戀，甚至願意用童話般的思維去淨化和昇華。
年9月30日，荷西因潛水意外喪生，三毛痛苦地說：“他等了我6年，愛戀了我12年，訣別時沒有跟我說一聲再見。我所有的感情都隨荷西而去。”在父母扶持下，傷痛的三毛回到臺灣。那情景讓我想起了《詩經·采薇》中的句子：“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它象一幅水墨畫，把一個出門在外的旅人的心情表達得淋漓盡致。出門時是春天，楊樹柳樹依依飄揚，而回來時已經是雨雪交加的冬天。在一年的當兒，他經歷了什麼盡在不言中。今天的讀者可以想像三毛等著荷西的那情景，异乡的游子一個人在獨行，遠處有一盞燈在為他亮著。三毛即便受盡孤獨與寂寞，也要等到相見的一天，可是三毛的荷西卻永遠回不來了。
走進三毛，情殤如夢花事了
近年來，對於華文讀書界的“三毛熱”持久不衰，对此瘂弦先生有著自己獨特的洞見：“我想，紀念三毛最好的方式，還是去研究她的作品，而正確地判斷她的死因，也應該是研究三毛文學的一個重要角度，從人去理解作品本來就是討論文學的方式之一。諸君或可拋開三毛的傳奇，拋開文學以外的因素，客觀、冷靜地面對她的作品，研究她特殊的寫作風格和美學品質，研究她強烈的藝術個性和內在生命力，才是瞭解三毛、詮釋三毛最重要的途徑。”我深有同感，以這樣的價值取向，方可將三毛研究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面上來，使其具有學術文化內涵。
瘂弦先生在說到三毛詩歌的時候，喜歡與楊喚詩歌做比較，說兩人有太多類似的地方，可惜兩人都英年早逝。我知道楊喚是臺灣著名詩人，他的詩總是充滿生命的激情。三毛逝世後，瘂弦先生每次想到三毛，就會想起楊喚的一首膾炙人口的詩《我是忙碌的》。他說雖然三毛的作品中沒有雄壯飛揚、慷慨赴戰的意象，但兩個人在理想的執著、藝術的堅持、人生的期許上，卻是非常相像的。若把楊喚這首自悼意味的作品當做三毛的墓銘，最能象徵三毛為愛，個人情愛和人類大愛犧牲奉獻的精神。瘂弦先生對摯友作了這樣的評述：“觀三毛的一生，幾乎每一個日子她都在忙碌中度過。楊喚詩中有句“把發酵的血釀成愛的汁液”這句詩，簡直就是三毛一生最恰切的寫照!”这句话说得真好！
在演講會上，瘂弦先生還特別引用了楊喚的另一首詩歌我走了，來寓意三毛的宿命，詩很簡短，特錄於此，以饗讀者：“我走了，像一發出膛的炮彈，飛完了全部的射程。給容納過我的間，留下了什麼？恐怕，只有“轟“的一聲巨響！我落到哪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過聲音、速度和光亮。”
在這首我走了的詩行中，詩人把“我”比喻為“一發出膛的炮彈”，想像大膽新奇，之後“留下了什麼？”的設問發人深省，而回答非常理性，蘊涵著詩人對人生價值的思索。結尾一句則類似格言，表明詩人敢於直視平凡的生命但又拒絕平庸的思想，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前不久在一次文友聚會上，瘂弦先生語重心長地對我說：“為史須有史感，史德，史心，寫出的文字再過幾十年，幾百年都還能站得住，立得起來，經得起檢驗，並為後世讀者所認同。”誠如斯言，還原歷史場景，讓真相說話，實乃信史之道。這番話語讓我想起了錢穆先生治史的觀點：“寫史自要有史法和史義，以求取史識。如何觀察記載是史法，如何瞭解歷史之意義與價值為史義。而要獲得史義，求取史識，就必須要有史心和史德。”兩位前輩史家學者的教誨有不謀而合之妙，晚生謹以瘂弦先生講述的三毛人生作為觀照，悉數哂納，敬謝方家。
全文完
年11月11日初稿於加拿大溫哥華楓林谷
備註：本文引用的瘂弦先生話語，是根据演講會上的手機錄音整理而成，若有任何文字出入，筆者承擔全部責任，敬請瘂弦先生指謬不吝！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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