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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部落我醒来又降新雪汗漫


我醒来又降新雪

一九八五年,刚刚开始写作,我就读到了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世界百年经典诗歌丛书”——《从两个世界爱一个女人:勃莱诗选》,《秋天奏鸣曲:格奥尔格·特拉克尔诗集》,《时间与水:战后冰岛诗选》,《玫瑰祭坛:埃迪特·索德格朗诗歌全选》,《纸上幻境:迈克尔·布洛克诗选》。从此,喜欢勃莱的诗。

后来,渐渐明白,这喜欢是有理由的:勃莱像中国古典诗人那样写作,像乡村隐居者那样写作,风格清新、宁静、广阔——玉米地窜过的野雉,树林里闪烁的晚雪,湖面上传来的鸟鸣……

我拥有童年乡村经验,跟随外公、外婆在旷野里生息,背着书包去庄稼地环抱着的小学校读书,钟声回荡。风声似乎说出了阴历控制的一切:炊烟、鸟群、池塘上的反光、庄稼起伏如同虎皮蠕动、出嫁与出殡的队列色彩不同……这一段生活,决定了我的性情和走向:敏感,寡言,多思,用勃莱笔下蚂蚁的方式,在纸上寻找一条生路与归途:“冬天的蚂蚁颤抖的翅膀/等待瘦弱的冬天结束/我用缓慢的、笨拙的方式爱你/几乎不说话,仅有只言片语。”

勃莱喜欢中国诗,尤其喜欢陶渊明。“在古代中国,各层次的知觉能够静悄悄地混合起来。它们不像冬天的湖水那样分成一层又一层,而是都流在一起了。我以为古代中国诗仍是人类曾写过的最伟大的诗。”于是,他和朋友们一起创造了“深度意象派”,向中国古典诗歌的“圆融之境”致敬。

《在多雨的九月》:“在我们之前,男男女女都能做到这一点:/我会去见你,你也能来看我,一年一次/我们将是两粒脱壳的谷子,不是为了播种/我们蛰伏在房间里,门关闭,灯熄灭了/我陪你一同抽泣,没有羞耻,顾不得尊严。”一对情人拥抱着哭泣,使九月多雨。脱去的衣服像稻壳,等着他们灼热的身体重新穿上,就像在田野里重新生长一次。

情人离去,冬天来临:“四点左右,几片雪花/我把残茶泼到雪地上/感到清新的寒冷中的一丝愉快/入夜时分,风刮起来/南窗上的窗纱缓缓飘动/……/我醒来又降新雪/我是一个人,但另有一个人/和我一起喝咖啡,一起眺望雪夜。”《冬日独居》的首尾两节。

我猜测,勃莱写《冬日独居》,大概想到了白居易的《邯郸冬至夜思家》:“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以及王维的《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寒更传晓箭,清镜对衰颜。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

当然,勃莱喝咖啡不喝茶。他没尝过中国的米酒与黄酒吧?但中美两国的雪夜保持一致,又黑又白。当然,他不思忆自己居舍以外的功名、离乱和途人。或许读过《世说新语》?东晋名士殷浩,因一句话而名动古今:“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勃莱与勃莱周旋久,宁作勃莱——“放弃所有的野心是多么美妙!/突然,我清楚地看见/一朵刚刚飘落在马鬃上的雪花!”

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农场里读书、写作、打猎、骑马、观察马鬃上的雪花……这完全就是陶渊明式的生活。他的诗就是一个美国人的《桃花源记》。

我曾经在一个深夜,开车去上海浦东机场送母亲回故乡南阳,途中想起勃莱的《开车送父母回家》:“开车送父母回家,穿行在风雪中/在山崖边他们衰弱的身躯有些犹豫/我朝着山谷高喊/只有雪在回应/他们低声说话/说到提水,说到吃橘子/说到孙子的照片昨晚忘记带了/他们打开自己的屋门,然后消失/橡树在林子里倒下/隔着数英里的寂静,谁听见了/他们坐得那么近,好像被雪挤压在一起。”

我不可能开车送父母一同回家了。父亲在一九九七年冬天去世。我周围,是南方中国的暖意和灯火,没有森林和风雪。母亲比我提前二十三年老了,坐在汽车后座上,什么也没有说。她不知道勃莱。她慢慢推着行李车消失在候机厅深处。机场上腾空而起的某架飞机里,她与陌生人一起进入云端。在云端,她或许能与父亲的亡灵更近一些,甚至在进入故乡上空时,与父亲的另一种形态擦肩而过?

读勃莱这首诗,我只有感动,似乎没有发现什么技巧。清代张船山说:“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无非近人情。”诗人就是天光下的有情人。诗歌的责任就是抒情。抒情就是爱,对万物人间的爱,从两个世界、无数世界去爱。在九十年代中国诗坛,我成为意象写作的代表性诗人之一。但我没有勃莱写得那样好,原因大约在于爱的深度和力度都不够,天空下的生活的广阔度不够。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纽约去华盛顿的高速公路上空,云朵绚烂,像各种肤色的游荡者。时而下一场阵雨。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儿子在开车。我和他母亲也像勃莱的父母一样坐在后座上。这个十五岁就一个人拖着行李箱来到美国小镇读高中的孩子,长大成人,开始掌握大局和方向,像一个刚刚独立的小国家,像一个句子从周围的句子中独立出来,成为了一行自在、自治的诗句。我微微有些失落。又想到勃莱的《开车送父母回家》。沿途是旷野、小镇、木屋、加油站。霜降中闪烁光辉的河流、树林,大约散发出小动物们喜欢的气味。勃莱定居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农场,房子周围应该也是这样的景象。

勃莱目前依然活在这个世界上,八十一岁了,想到这一点,我感到幸福。

这个美国老头认为,所有诗歌都是旅行,“最好的诗歌是长途旅行。我喜欢那些想着另一个世界旅行的诗,那个世界可能会是一处有如蜜蜂翅膀一样被忽略的地方”。当然,他诗歌中也屡屡写到旅行,火车、汽车、马屡屡出现。“正是微雪的时候/黑暗的铁轨自黑暗里涌出/我注目蒙着轻尘的车窗/在蒙大拿的米苏拉,我愉快醒来。”他总是能够在雪意中醒来。他大约知道中国的一个出自于《庄子》的成语:澡雪精神。

按照勃莱的观点,这次美国之行是我的一首长诗、我最好的诗?有些欣慰,也有些感伤。

“在林中最后一次散步直到黎明/我必须回到那没有陷阱的田野/回到那顺从的大地。”跟随勃莱,在没有陷阱的田野和顺从的大地上散步,就能获得安定的内心和晚年。如果沿途遇到一面湖泊,我和他会停下来,在这一面最清澈的镜子里辨认各自的衰容。

让马粪进入诗歌

美国诗人詹姆斯·赖特《在明尼苏达州的松树岛,躺在威廉·达菲农场的吊床上》:

“头顶之上,我看见那只青铜色蝴蝶/休憩在黑色的树干/似绿荫中的叶子拂动/沿着空屋后狭深的山谷/牛铃一声一声走进下午的深处/我的右边/两棵松树间的一片阳光下/去年落下的马粪/燃烧成金色的石块/我斜躺着,暮色渐暗着降临/一只老鹰飞过上空,寻找归巢/我虚掷了我的一生。”

标题很长,赖特在模仿中国古代诗人的做法?

白居易有一首诗,题为《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古人诗题漫长,有其不得已之处:诗律、结构无法承载过多的背景交代、人物关系描述,只能求助于标题。二十世纪之初新诗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让诗能够承载驳杂的日常生活、驳杂的词。

赖特神往于中国古典诗人的生存状态和表达方式,尝试以有力的意象和明澈的口语传达诗意,像王维们那样。一九八〇年去世,五十三岁,他虚掷一生了吗?那只老鹰,可能就是赖特躺在吊床上抬手掷进天空的一句诗——

一个诗人消失了,其句子与美国农场的景色依旧活了下来,就没有虚掷一生。

与中国古典田园诗不同,马粪可以进入现代诗,而且,闪闪发光——“让敞亮发生,使存在物发光和鸣响。”海德格尔在《诗?语言?思》一书中这样写到。不能对马粪的存在视若无睹。风吹动一团旧马粪发出的声音,也应该记录下来,否则,一个农场就丧失了完整和真实。

闻一多的诗《口供》中被传诵的名句,是“鸦背驮着夕阳,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古典、唯美、抒情。但结尾一句往往被忽视了——那一句,真正暴露了他的现代诗人身份:“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

让马粪、苍蝇进入诗歌,让诗歌获得现代性——对当下生活、自身处境进行辨认和发言。

当下写作者的使命,就是要让笔介入被遮蔽、被掩饰的一切,让汉语敞亮、发光、鸣响。

“在我看来,诗人的任务是阐明而不是遮掩。当然,有时必须将灯熄灭,以便能看清灯泡。”德国诗人、小说家君特?格拉斯如是说。开、关、开……他大概搞坏了不少灯泡。在开灯、关灯的技艺掌握熟练以后,他开始写长篇小说《铁皮鼓》《狗年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写长篇小说的人,需要在书桌上建立一个大探照灯。

格拉斯的书房窗外,或许也散落着去年的几块马粪,暗藏了一匹马的轮廓、体力、嘶鸣、光……

在旷野,隐士鸫为歌而唱

“我是坐在一堵铁墙前的办工桌旁写作的。我是一个金库保管员,其中存放着数以百万计的钞票。我的头脑面对这堵铁墙而产生反应,从回忆飞鸟、夏日的田野和树丛中得到慰藉。”美国作家约翰·布罗斯这样写到。

从农家少年,到财政部通货司职员、农场主,最终成为果农、猎人、渔夫、步行者、爱默生的学生、惠特曼的朋友、博物学家、作家、诗人等等身份集于一身的自然主义者,布罗斯的人生轨迹自然而然、符合逻辑——从野外出发,最终回到野外,在纸上重建野外,让远远近近的人们在字里行间聚会、野餐。

忍不住摘抄布罗斯的好句子,并记下我的感想:

“你误以为大地走错了路,夏天不在那个方向上。”大地有无数正确的方向,而我只剩下从晚秋、到寒冬这不可逆转的一途。

“了不起的事——父亲头一回来我家做客。他像孩子,精力充沛,胃口很好,看他吃饭对我有益。”我已经无法看到父亲吃饭的样子了。无益。当然,我可以好好在自己儿子面前吃饭,让他受益,但他目前似乎对我的动态没有大的兴趣。

“如果父母去世了,只要看到他们生活过的青山的面貌,就会有悲喜交集的心情。”当我去世,当上海市区我生活过的那些灰蒙蒙楼群也被拆毁、消失,又如何能够给一个儿子的视觉和内心带来安慰和忧伤?

“继续在田间劳动,身体不错,心情舒畅。人不能不劳动而保持对土地的爱。”我对土地的爱,通过咀嚼蔬菜和水果得以延续,显然没有一个田间劳动者的情感那样强烈。街头巷尾的蔬菜店、水果店,像继母。

“一只好的猎狗会日夜追逐猎物而一点不想到自己。”我年轻时追求一个女子,常常想到自己的衰弱和丑陋,就追得不是那么有力、有效。

“上帝爱那些对他满不在乎的人。”像一个女子,往往爱上那些忽视甚至轻视她的浮浪男子。

“一只隐士鸫今晨在林中苜蓿地里歌唱,显然是为了陶冶自己。他是一位真正的诗人。隐士鸫为歌而唱。”我写诗,总想着发表、得稿费、获奖、登台演讲,这诗句就必然丧失了隐士鸫、林中苜蓿地和清晨那样的动人心魄。

“如果一个人向大自然求爱,会带着谁一同去呢?没有一个人能达到我要求的标准,所以我独自出发。”让我远远地跟着布罗斯出发,试一试,与他竞争大自然的爱。

“一群牛犊聚拢在我周围好像要问外面世界的消息——大概是牲畜市场的行情吧。它们热烈地舔我的手、衣服和枪。”我向谁询问晚年的消息?我应该像牛犊一样,热烈地舔着眼前的纸、笔……

布罗斯写下的句子,“像一个完善的蜂房,每个蜂窝里都充满蜂蜜”——这仍是他的比喻。我惭愧。

在天空下天真,在大自然中自然而然,抛弃尘世里的积怨愤懑,让久别了的爱、宽容、欢欣,返回内心定居,对天意和神迹,充满初相见的惊喜和伤别离的颤栗。“若是大师使你们却步,不妨请教大自然。”荷尔德林《致青年诗人》中的这句话,我喜欢,布罗斯也应该喜欢。

与布罗斯很相像的《沙乡年鉴》作者利奥波德,《瓦尔登湖》作者梭罗,同样是爱默生的精神传人,也都是我喜欢的美国作家。

利奥波德说:“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二是以为热量来自火炉。”梭罗说:“当找不到人谈话了,我就用桨敲打我的船舷,寻求回声,使周围的森林被激起了一圈圈扩展着的声浪,像动物园中管理群兽的人激动了兽群那样。”我有过十年左右的乡村生活经历,所以我知道早饭和热量的源头来自大地。但我目前已经“找不到人谈话了”,也只能用铅笔敲敲书桌边缘——没有回声。

在上海,我的周围没有沙乡(有沙县小吃),没有瓦尔登湖(有一个浴缸),也没有森林(有木质的护墙板)。周围像动物园,但我不是一个管理群兽的人,反而像被管理的、丧失了野性与活力的兽。“诗人或则就是自然,或则寻求自然。在前一种情况下,他是一个素朴的诗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是一个感伤的诗人。”席勒如是说,像在谈论我和梭罗们的区别。我感伤,梭罗们素朴?

继续在动物园一样的书房里,读读布罗斯、利奥波德,也读读梭罗的《瓦尔登湖》,就好像回到简单明亮的、自然主义的野外。

梭罗曾经与兄长向同一女子寻求爱。兄长英年早逝,女子选择一个牧师结婚。梭罗带着双重的悲哀来到瓦尔登湖。湖水代替女子的眼波,失恋的人获得大自然,也算一种补偿。瓦尔登湖与梭罗之间,渐渐形成一种双向的爱意和暖意——

“我们常听到把冬天描绘成粗莽狂烈的暴君,其实它正用情人似的轻巧手指在给夏天装饰着卷发呢。”梭罗大概给情人卷过头发?

“松鼠和野鼠为了我储藏的坚果而争吵开了。”我的坚果藏在冰箱里。我的影子和我争吵。

“我不花什么钱去买窗帘,因为除了日月没有别的偷窥者需要关在外面,我也需要它们来看看我。”我看看自己的窗帘:一层薄纱,一层遮光布,一层绸缎。我担忧被对面公寓里的某一个人用望远镜偷窥、觊觎。

“我们认识的人很少,认识的衣服却很多。给稻草人穿上你最后一件衣服,自己不穿衣服站在旁边,哪一个经过的人不马上向稻草人致敬呢?”是的。在巴黎,在上海,时装们在春夏发布会上迈着猫步走来走去。美术馆里,一个女子搂着穿男装的衣服架,在哭泣——这是一个行为艺术作品《重逢》……

许多人被称为大地之子,但只有少数人受之无愧,比如梭罗、利奥波德、布罗斯。这三位美国作家、爱默生思想的传人,在旷野里行动、沉思、言说。让我想起兰波的一首诗《感觉》:“我什么也不再说,什么也不再想/无限的爱使我融入自己的灵魂/我要走得远远的,像波希米亚人一样/走进自然,幸福得如有一位女子同行”。

不自然的我,提着一个装有计算器、账单、机票的旧公文包,在上海外滩附近的一条弄堂里寂然独行。

在上海,我是人流、物流、信息流、现金流里的小职员,写不出河流上面鱼鳞的闪烁和云朵的激动。在一间公寓里生活,每月盘算着如何还贷、还信用卡、还掉欠了他人的被声索的种种情分。周围市民,基本上也都遗忘了大地的存在,那奉献出五谷杂粮和森林的大地的存在。节假日出行也是在景区里照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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