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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乌兹·拉比主编，王方、王铁铮译《变化的中东部落与国家》第五章《沙特家族：对部落主义的矛盾态度》，本章作者萨拉·伊兹雷利(SarahYizraeli)，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摩西达扬中东与非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著有《沙特阿拉伯的重塑：沙特国王与费萨尔王储之间的斗争(~)》(TheRemakingofSaudiArabia:TheStruggleBetweenKingSaudandCrownPrinceFaysal,-,MosheSayanCenter,)和《沙特阿拉伯的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关键年代(~)》（PoliticsandSocietyinSaudiArabia:TheCrucialYearsofDevelopment,-,ColumbiaandHurst,)。
自18世纪中叶起，沙特家族(AlSaud)便维持着对阿拉伯半岛部分地区的统治。由于第三沙特国家的建立——随之而来的是年至年的征服运动——沙特家族成功统治了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击败了传统的竞争对手，确保了其政治垄断地位。从年开始，沙特家族塑造了现代沙特王国，逐渐脱离了传统的部落统治模式。这些变革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持沙特家族政治垄断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基于这种视角，沙特家族在阿拉伯半岛对治理模式进行了革命化改造，与先前几个世纪不同，那时候它和其他的海湾统治家族(埃米尔)稳固了他们的权威，并排挤其他敌对的部落家族。
为了确保最初的权力，沙特家族借助两种权力基础的支持：瓦哈比宗教机构——自18世纪就是其盟友——和阿拉伯半岛主要的部落酋长。这些群体成为多年来形成的统治联盟中的合作伙伴。20世纪，有实力的商贾也加入联盟。每个群体都有着独特的作用。宗教机构对沙特家族的统治提供了所需的宗教合法性；部落酋长则确保了其民众的忠诚；商人为保证年轻国家的运转和沙特家族的持续统治给予了财力援助。沙特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发现石油，并于40年代末期开始商业生产。伴随年中央政府的建立以及中央行政机构的发展，统治联盟也在变化。宗教机构是在王国变化中唯一存续的部分；它仍然是统治联盟中的伙伴，实际上其影响力还在上升，它占据的权威领域被认为是其独有的管辖范围(例如教育、司法体系、文化和宗教规范的执行)。随着王室家族政治垄断的加强，以及在政府和行政机构中把持关键职位，部落长失去了他们的政治权力(下文将看到这种状况)。由于石油利润的增长和沙特王子们渗入商业活动领域，商人也失去了影响力和对经济的部分垄断权。
沙特家族与部落组织
石油的发现和商业性生产的开始，削弱了沙特的部落组织。萨阿德·埃丁·易卜拉欣(SaadEddinIbrahim)和唐纳德·科尔(DonaldCole)在年对贝都因人口的一项研究中指出，部落组织在经济中的作用显著下降。根据这项研究，在石油发现之前，贝都因人拥有大部分的国家财富，包括骆驼、绵羊和山羊等畜群。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们仍依赖这些畜群维持生计，牲畜饲养成为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鉴于此，作者认为贝都因人远没有融入现代经济。他们的研究以及计划部牵头的有关贝都因人的其他研究，反映了决策者的普遍意见。一些王子认为，贝都因人对社会和经济的贡献微不足道，需要政府的帮助才能融入现代国家。
在这些王子中最重要的是费萨尔，在其任王储(~年)和后来任国王时(~年),费萨尔一直寻求将贝都因人整合进经济和国家架构内。与其他任何一个国王相比，费萨尔对削弱游牧民和部落影响力起到了更大作用。他在职权范围内关心着贝都因人。从个人来说，处理好贝都因人的问题是他的一个愿望，并认为这是一个敏感问题。与此同时，他拒绝了为贝都因人专门设立一个部的建议。他认为这将使贝都因人成为一个长久分离的群体，而不是将他们整合进现代国家。此外，费萨尔利用部落的存在，抵制在沙特实行民主和扩大决策议程的压力。例如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行政机构建议费萨尔在沙特推进西方式民主，费萨尔办公室的副主任(thedeputyheadofFaysalsbureau)艾哈迈德·阿布德·贾巴尔(AhmadAbdal-Jabbar)向美国特使解释，沙特不准备实行民主，如果强制推行民主的话，部落酋长的力量将会增强，而王权将会削弱。②
费萨尔之后，削弱贝都因部落的过程仍在持续，部落失去了他们享有的大部分财产—牧场(dira),而它曾经是部落生存的中心。国家和私营企业家接管了许多土地用以国家资助的居住区建设和提供服务。这一进程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费萨尔发起了旨在使贝都因人在农业村庄定居的项目。第一个项目是在王国西北部地区的塔布克省(Tabuk)建设25个农业定居点。个贝都因家庭在此定居，他们大部分来自沙拉特(Sharat)部落，该部落被认为是一个低等级的部落，传统上愿意从事农业。但按照沙特人自己的说法，这一计划未能成功，一方面是因为规划不周；另一方面是因为部落的年轻成员更愿意加入武装部队和沙特国民警卫队，以确保有更高的收入。第二个是在沙特东南地区瓦迪·萨巴(WadiSahba)的哈拉布(Harabh)项目，也是费萨尔的旗舰项目。该项目于年由政府提出，命名为“费萨尔模范定居区项目”。这一项目的目标仍然是使个贝都因家庭在农业村庄中定居。最初，前往定居的家庭来自达瓦希尔(Dawasir)和穆拉(al-Murra)两个部落。但费萨尔认为来自相互敌对部落的家庭在一个地方定居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只能让穆拉部落的成员在这里定居。在年的初步调查中，穆拉部落的许多成员表达了定居的愿望并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虽然如此，政府还是决定重新考量这个项目，并且推迟了实施。年是这一项目计划启动的一年，但项目的管理者承认立即解决贝都因人的定居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唯一可能的是先将这一区域开发为商业和农业中心，以便吸引贝都因人。他们可以先当工人，此后再成为私人土地的所有者。
遗憾的是，政府试图将游牧和半游牧的贝都因人安置在农业定居点的设想未能成功。这并不是因为贝都因人拒绝定居或是将农业作为收入来源。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两项人类学研究：一项是默托科·卡特库拉(MotokoKatakura)对麦加附近的瓦迪·法蒂玛(WadiFatimah)的调查；另一项是奥托克(Altorki)和科尔(Cole)对汉志地区的乌奈札(Unayzah)城镇的调查。这些研究确认了贝都因人希望定居并且从事农业工作，前提是他们会得到经济满足，或是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上述两项研究的所在地，都是农业收入要么没有保证，要么不能满足他们期望的那样高的水平，国家的社会服务也很少。在这两个地方，政府试图使生活和生产方式均为游牧性质的那些贝都因人定居。相反，当定居者为半游牧的贝都因人时，如在麦加附近的瓦迪·法蒂玛或在乌奈札，政府的定居努力通常能够取得成功。这些半游牧的贝都因人更容易跨过游牧的生活和经济方式，也为定居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以便获得国家更多的社会服务(主要是医疗和教育)以及对农业经济的基础设施提供的支持。在这两个案例中，部落希望定居和从事农业的愿望更加强烈。
与此同时，国家建立了吸收贝都因人以及包括游牧民的军事和安全框架。沙特国民卫队于年建立，阿卜杜拉王子被任命为指挥官，它的常备和预备建制单位都是以部落为基础组建的。多年来，国民卫队向其官兵提供教育服务和医疗保健，这意味着提高了士兵的文化水平和改善了其医疗条件。国民卫队官兵们的部落认同仍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但却排在了国家认同后的第二位。在军事和其他安全力量中，部落认同也很突出忠于王室家族的部落被招募到不同机构中。然而，军队、国民卫队和其他军事力量都试图削弱部落认同的重要性，并强化民族认同的重要性。
虽然把游牧的贝都因人安置在农业区定居的尝试，并不总能获得成功，但游牧民显然希望定居，并从事新的职业在军队、国民卫队和其他安全机构就业，或是在城市中就业，如当出租车司机、机修工，甚至业务经理。莫洛尼(Moloney)博士于~年在利雅得大学教授医学，他描述游牧民现在的职业是以前职业的升级版。他写道：游牧民过去大部分时间都是劫掠者，倾向于加入军队和安全部队；那些率领驼队的人倾向于当出租车司机；帐篷修理者变为机修工；部落领导者成了业务经理。①虽然这种描述稍微有些简单化，但它表明了贝都因人希望迁移到永久定居地的总趋势，在那里他们的生活水平将得到提高，他们获得的国家社会服务将更多。
逐渐削弱的部落酋长的政治地位
自20世纪中叶以来，部落酋长逐渐失去了他们的权力以及作为与沙特家族政治联盟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导致他们权力削弱的因素很多：石油收益的增加使王室家族的自主性增加，并有条件拓展中央行政机构；部落酋长经资产的损耗；沙特社会持续的人口变化，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教育程度提高；沙特的王子们掌控王国的关键职位使他们的能力增强，而以前这些职位都是由部落酋长和地方权贵担任的。部落酋长地位与影响力的下降反映在如下方面：
兄弟会(khuriya,即akhuwiya的简写)的消失。兄弟会被马达维·拉希德(Madawial-Rasheed)定义为“两个不平等伙伴之间的准兄弟关系”①,包括忠诚的部落酋长和地方权贵，他们驻守在利雅得，他们参与王室的会议并被视为皇家的随从人员。年，在阿美石油公司工作的人类学家F.维达尔(F.Vidal)在备忘录中对兄弟会一词做了简单的描述。维达尔提及谢赫班达尔·达维什(BandaralRawish),他的家族与穆泰尔部落(Mutair)的费萨尔·达维什(Faysalal-Rawish)家族有亲缘关系，也是伊赫万的显赫领导人之一，他在萨比拉(Sabilla)战斗中被沙特家族所击败。在备忘录中，谢赫班达尔被描述为“强力和富有的领导人”,他夏季在利雅得(他家族居住地的一部分)避暑，冬季在利哈巴(al-Inaba)附近的营地度过。依据备忘录的说法，当他在利雅得时，会像其他贝都因谢赫一样定期前往宫廷，并被认为是国王的兄弟会的成员。①重要的是，这一备忘录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兄弟会的组织框架仍然存在。但此后就没有了它还存在的进一步信息。
兄弟会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框架，相反它在治理过程中是很重要的。王室宫廷中部落显贵的存在，使他们能够和国王直接对话，并给予他们一定程度的对决策进程的影响力。从60年代开始，兄弟会作为一种治理框架，似乎让位于王室家族与部落的其他沟通渠道。然而，王室家族继续对部落酋长提供各种利益，如经济和商业利益，还有其他奖赏。
2.王子取代部落权贵担任省长，削弱了部落酋长影响地方决策的能力，这曾是他们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领域。这一过程始于伊本·沙特的征服活动。年，伊本沙特任命来自王室家族分支的阿卜杜拉·伊本·吉拉维(AbdullahIbnJilawi)担任卡西姆省的省长。年征服哈萨(Al-Hasa)后，伊本·吉拉维被任命为东方省省长，直到年去世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此后的接替者是他的儿子。吉拉维分支的其他成员，阿布德·阿齐兹·伊本·穆萨德(Abdal-AzizIbnMusaid)于年被任命为海里省(Hail)的省长。根据马达维·拉希德的说法，伊本·沙特让吉拉维进入政府是为了在政治上削弱其分支，以确保他们对政权的忠诚。②同时，任命吉拉维为省长也就在决策过程中排除了先前的统治者和部落显贵，这使王室家族能够掌控这些省的地方事务决策。随着汉志被征服，伊本沙特任命他的儿子费萨尔负责这一地区，他的另一个儿子沙特则掌管内志地区，因而确保他对王国东部地区、内志和汉志这三个主要地区的控制。①
20世纪30年代末，沙特主要城市中开始形成行政区划，伊本·沙特逐步将控制权移交给他的儿子们。年，他的儿子纳赛尔被任命为利雅得的统治者(后来的利雅得省),该省直到今日均由其儿子治理：苏丹~年治理，纳伊夫~年治理，萨勒曼~年和~年治理。他们是“苏德里七兄弟”中的三个，并成为伊本·沙特的儿子中最具影响力的家族成员。年，随着萨勒曼被任命为国防大臣，萨勒曼的副手，其同父异母的兄弟萨特姆(Sattam)也被任命为利雅得省省长任命王子作为地方统治者以取代地方部落显贵的政策，在伊本·沙特的继承者统治下仍持续着。年，费萨尔国王任命他的儿子哈利法·费萨尔(KhalidAlFaysal)为王国南部的阿西尔省省长。20世纪70年代早期，伊本·沙特的其他儿子王子阿布德·穆赫辛(Abdal-Mohsin)和法瓦兹(Fawwaz)被任命为麦加和麦地那省省长。年，在圣地大清真寺被朱海曼·乌塔比占领后，法瓦兹辞去了麦加省省长的职务，其他王子接替了他的职位。大清真寺被占领事件的一个教训是，迫使王室家族强化对地方省份的控制，这一过程持续了20余年。20世纪80年代，有更多的王子被任命为各省的统治者—泰布克(Tabuk)和巴哈省(al-Baha)—以及巴哈和卡西姆省的副省长。在法赫德国王执政末期，当所有王子被任命为省长或副省长后，王室家族完成了对国内各省的接管。
3.随着国王停止对部落的年度拜访，部落酋长地位的衰落显而易见。年度拜访是王室家族统治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拜访，国王倾听这些部落酋长的特别诉求并给予他们拨款。伊本·沙特及其儿子沙特国王和哈立德国王都进行过这样的拜访。然而，在~年费萨尔任国王期间，这些拜访被取消了，这是费萨尔寻求建立国家机制政策的一部分，从而削弱了部落在国家中的作用。
4.在军事领域部落酋长的权威也在被废除。国家建立的军事机构(武装部队、国民卫队以及边防军)替代了部落的军事单位，而听从国王的指挥。部落仍在不同军事单位中构成战斗力量，但由国家而非部落酋长负责他们的招募与行动。
然而，部落酋长作为王室家族的两大主要支柱之一，并未完全消失。王室家族仍需要他们的支持，不只是作为合作伙伴，还要作为中间人以保证民众的忠诚。例如，年底和年初，在国王沙特和王储费萨尔权力斗争最激烈的时候，部落酋长们被召集到宫廷，不是要让他们来做出决策，而是要使他们及其所辖民众继续忠诚于王室家族所选择的统治者。①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部落酋长继续作为民众与王室家族的忠实中间人，尤其是在危机形势下，如国王或继承人去世，任命其他王子担任这些职位；在重大的抗议活动中，如年11月朱海曼·乌塔比(Juhaymanaltabi)和他的组织攻占麦加大清真寺②,或是年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抗议浪潮。这些抗议迫使政权强化招募部落领导人以保证部落民众的忠诚，从而增强公众对政权的支持。
穿越部落主义的统治
政府控制着王国的发展布局与实施，以及将社会服务向边缘扩展，逐渐减少部落民众要求部落酋长代表他们与政府打交道的需要，从而削弱了部落酋长作为联盟中的合作者的地位。然而，王室家族并不是要终结部落酋长的作用。尽管他们的地位在降低，但并未完全消失；当需要之时，政府还要向酋长们求助。随着费萨尔的去世，政权意识到在某些地区和领域，部落显贵必须继续参与涉及相关发展进程的政府决策与决策的实施。加齐·戈萨比(GhaziAlgosaibi)—从年开始任工业和电力部大臣，80年代早期任卫生部大臣—在其政府任职经历的回忆录中，描述了部落的竞争者如何对政府提供的服务设置障碍，诸如电力和卫生事业，有时候当地居民企图阻止向居住着敌对部落的邻近城镇供电；或是民众要医院，因为他们不愿在敌对医院中就诊。戈萨比还列举了部落主义对行政效率的抑制作用，描述了血缘关系怎样阻止低效率的员工被解雇，对某个雇员的态度又是如何冒犯了其家庭或宗族。根据这些，戈萨比的结论是，在试图解决分属于不同部落或敌对部落派系之间的民众矛盾、促进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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