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在成都，肖全摄影
回想起小学四年级以后的日子，便有如进入了一层一层安静的重雾，浓密的闷雾里，甚而没有港口传来的船笛声。那是几束黄灯偶尔挣破大气而带来的一种朦胧，照着鬼影般一团团重叠的小孩，孩子们留着后颈被剃青的西瓜皮发型，一群几近半盲的瞎子，伸着手在幽暗中摸索，摸一些并不知名的东西。
我们总是在五点半的黑暗中强忍着渴睡起床，冬日清晨的雨地上，一个一个背着大书包穿着黑色外套和裙子的身影微微的驼着背。随身两个便当一只水壶放在另一个大袋子里，一把也是黑色的小伞千难万难的挡着风雨，那双球鞋不可能有时间给它晾干，起早便塞进微湿的步子里走了。
我们清晨六点一刻开始坐进自己的位置里早读，深夜十一时离开学校，回家后喝一杯牛奶，再钉到家中的饭桌前演算一百题算术，做完之后如何躺下便不很明白了，明白的是，才一阖眼就该再起床去学校了。
这是面对初中联考前两年整的日子。
即使天气晴朗，也偶尔才给去操场升国旗，高年级的一切都为着学业，是不能透一口气的。早晨的教室里，老师在检讨昨夜补习时同学犯的错误。在班上，是以一百分作准则的，考八十六分的同学，得给竹教鞭抽十四下。打的时候，衣袖自动卷起来，老师说，这样鞭下去，皮肤的面积可以大一些。红红的横血印在手臂上成了日常生活的点缀。
也不老是被抽打的，这要视老师当日的心情和体力情况而定，有时她不想拿鞭子，便坐着，我们被喊到名字的人，跑步上去，由她用力捏眼皮，捏到大半人的眼睛要一直红肿到黄昏。当老师体力充沛的时候，会叫全班原位坐着，她慢慢的走下讲台来，很用力的将并坐两个同学的头拼命的撞，我们咬着牙被撞到眼前金星乱冒、耳际一片嗡嗡的巨响还不肯罢手。也有时候，老师生气，说不要见我们，烈日下刚刚吃完便当，要跑二十五圈才可以回来，如果有同学昏过去了，昏了的人可以抬到医疗室去躺一会儿才回来继续上课。
我们中午有半小时吃饭的时间，黄昏也有半小时吃另一个便当的时间，吃完了，可以去操场上玩十五分钟，如果是快速的吃。
白天，因为怕督学，上的是教育部编的课本，晚上，买的是老师出售的所谓参考书——也就是考试题。灯光十分暗淡，一题一题印在灰黄粗糙纸张上的小字，再倦也得当心，不要看错了任何一行。同学之间不懂得轻声笑谈，只有伏案的沙沙书写声有如蚕食桑叶般的充满着寂静的夜。
标准答案在参考书后面，做完了同学交换批改，做错了的没什么讲解，只说：明天早晨来了再算帐，然后留下一大张算术回家去做，深夜十一点的路上，沉默的同学结伴而行，先到家的，彼此笑一笑，就进去了。
每天清晨，我总不想起床，被母亲喊醒的时候，发觉又得面对同样的另一天，心里想的就是但愿自己死去。
那时候，因为当年小学是不规定入学年龄的，我念到小学五年级时，才只有十岁半。
母亲总是在我含泪吃早饭的时候劝着：“忍耐这几年，等你长大了才会是一个有用的人，妈妈会去学校送老师衣料，请她不要打你……”
那时候，我的眼泪总是滴到稀饭里去，不说一句话。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这么残忍，而她讲话的语气却很温柔而且也像要哭出来了似的。
有的时候，中午快速的吃完了便当，我便跑到学校角落边的一棵大树上去坐着，那棵树没有什么人注意它，有粗粗的枝丫可以踩着爬上去，坐在树荫里，可以远远的偷看老师的背影，看她慢慢的由办公室出来向教室走去。远看着老师，总比较安然。
老师常常穿着一种在小腿背后有一条线的那种丝袜，当她踩着高跟鞋一步一步移动时，美丽的线条便跟着在窄窄的旗袍下晃动，那时候，我也就跳下树枝，往教室跑去。
面对老师的时候，大半眼光不敢直视，可是明明显显的可以看到她鲜红的嘴唇还有胸前的一条金链子。在那种时候，老师，便代表了一种分界，也代表了一个孩子眼中所谓成长的外在实相——高跟鞋、窄裙、花衬衫、卷曲的头发、口红、项链……。
每天面对着老师的口红和丝袜，总使我对于成长这件事情充满了巨大的渴想和悲伤，长大，在那种对于是囚禁苦役的童年里代表了以后不必再受打而且永远告别书本和学校的一种安全，长大是自由的象征，长大是一种光芒，一种极大的幸福和解脱，长大是一切的答案，长大是所有的诠释……而我，才只有这么小、在那么童稚无力的年纪里，能够对于未来窥见一丝曙光的，就只有在那个使我们永远处在惊恐状态下女老师的装扮里。
我的老师那时候二十六岁，而我一直期望，只要忍得下去，活到二十岁就很幸福了。
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发呆，常常有声音，比老师更大的空空茫茫的声音在脑海中回响——二十岁——二十岁——二——十——岁——。想得忘了在上课，想得没有立即反应老师的问题，一只黑板擦丢过来，重重打上了脸颊；当时的个子矮，坐第一排的，那一次，我掩面从教室里冲出去，脸上全是白白的粉笔灰，并不知道要奔到哪里去！我实在没有方向。
在校园的老地方，我靠住那棵大树，趴在凸出来的树根上哀哀的哭，想到那个两年前吊死的校工，我又一次想到死。风，沙沙的吹过，抚慰了那一颗实在没有一丝快乐的童心，我止了哭，跟自己说；要忍耐妈妈会送衣料来给老师，就如其他带礼物来看老师的家长一样，一定要忍耐不可以吊死，如果可以忍到二十岁，那时候令人惊慌无比的老师和学校就一定有力量抵抗了。那时候，不会这么苦了，现在——现在才十一岁，而我的现在，实在过不下去了。于是，我又趴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那一次，是被老师拉回教室去的，她用一条毛巾给我擦脸，笑笑的，擦完了，我向她鞠了一个躬，说：“老师，对不起。”
作文课里，没有照题目写，我说：“想到二十岁是那么的遥远，我猜我是活不到穿丝袜的年纪就要死了，那么漫长的等待，是一个没有尽头的隧道，四周没有东西可以摸触而只是灰色雾气形成的隧道，而我一直踩空，没有地方可以着力，我走不到那个二十岁……。”老师将作文念出来，大声问：“你为什么为了丝袜要长大？你没有别的远志吗？陈平，你的二十岁难道只要涂口红、打扮、穿漂亮衣服？各位同学，你们要不要学她？……。”
后来，老师要人重写，我回家又急出了眼泪。晚上放学总有一百题算术，实在来不及再写作文。简短的写了，整整整整的写说：将来长大要做一个好教师是我的志愿。老师是不可能懂得的，懂得一支口红并不只是代表一支口红背后的那种意义。
每天晚上，当我进入睡眠之前，母亲照例提醒孩子们要祷告，而那时实在已是筋疲力尽了，我迷迷糊糊的躺下去，心里唯一企盼的是第二天学校失火或者老师摔断腿，那么就可以不再上学。第二天早晨，梦中祈求的一切并没有成真，我的心，对于神的不肯怜悯，总也觉得欲哭无泪的孤单和委屈。当年，我的信仰是相当现实的。
有一天，老师照例来上早课了，她忘了算前一日考错题的帐，只是有气无力的坐着，挥挥手叫我们自修、背地理。老师一直在查看她的桌子。然后突然问：“今天是谁最早到校？”大家说是陈平。她盯住我，问我进教室后做了什么，我说是被一只水牛一路追赶着没命跑进学校的，后来丢烧饼给牛吃，它还是追……。“我不是问你这些，你动过了我的日记没有？有没有偷看，说？”我拚命摇头，胀红了脸，两手不知不觉放到背后去。那次没有被抽，而一个早晨的课却都上得提心吊胆，老师不时若有所思的望我一眼，她终于叫了我的名字，一叫名字，我就弹了起来。
“把这封信送到后面六年甲班的李老师那里去。”我双手接了信，发觉信封并没有粘上，是一封淡蓝的信。“不要再偷看，快快走。”老师说了一句。
走到转弯的地方，我回了一下头，发觉老师在教室的窗口看我，加快了脚步，转了弯，老师看不见人影了，我快速的将信纸拉出来，看了一眼——既然一口咬定我偷看了，就偏偏偷看一次，免得冤枉。信上密密麻麻的全是日文，其中夹着两个汉字——魔鬼，看见她居然叫一个男老师魔鬼，我吓了一跳，匆匆折好信，快步向六年级的教室走去，双手交给李老师便回来了。
我猜，我的老师和李老师一定为着某种特定的理由而成仇。
那天吃完晚饭之后，班长气喘喘的打手势叫我们赶快出教室，我们放下了便当跟在她后面跑，若大的校园在这黄昏的时候已经空旷了，只有补习的高年级是留下来的。
昏暗的大礼堂里，老师坐着在弹风琴，琴凳上并坐着李老师，他的手环在弹琴女人的腰上。我们一群小孩闭住呼吸从窗缝里偷看。
没有想到，六年级的一群男生正好走过，他们也不知我们在张望什么，大喊了一声：“吊死鬼来呀——”弹琴的老师猛一回头，站起来，我们拔腿便逃，彼此用力推挤着冲到自己的教室里。那时，老师也追来了，第一排的一位同学桌上放了一包没有糖纸包的那种硬水果糖，老师拿起袋子，一句话也不说便往我们丢，一时教室的空中飞满了糖雨，而我们笑不出来。那天晚上，就被打了，没有等到第二天早晨。打到很晚才给回去，半路上碰到拿手电筒来接的工人玉珍才知是深夜十二点了。我回去，又做了一百题算术才睡下。
我慢慢明白了，老师正在受着恋爱的折磨。对于她每天体罚的事情也生了宽恕之心，想来这么打我们当作发泄必然是恋爱没有成功。又想，一个老打小孩的女人，怎么会有人爱她呢？其实，李老师是更狠的，他罚男生跪在一把破了布的雨伞骨头上，跪完了的男生要别人扶才站得起来。有一次看见一个是爬回座位的。
恋爱是什么我大概明白了，它是一种又叫对方魔鬼又跟魔鬼坐在一起弹“堤边柳A*角锾霢叶飘零……”的那种黄昏歌调。
二十岁的年龄，除了可以穿丝袜之外，想来更有一些我们不知的东西——那种很抽象的东西，在里面潜伏着，而我，对于那份朦胧，却是想象不出的。我渐渐的顺服在这永无止境的背书默写和演算习题的日子里，不再挣扎。偶尔，想到如果不死，便可以长大，心里浮出的是一种无所谓的自弃和悲哀。
督学还是来了，在我们补习的正当时，参考书被收去了，堆在教室的门外，老师的脸，比打人时还青白。我们静静的散课离校，一路上十分沉默，好似一个一个共犯，有些羞惭，有些担心，又有些自觉罪恶的喜上心头。
第二天，老师红着眼睛说：“我给你们补习，也是为了使你们将来考上好的初中，做一个有用的人，这一点，想来你们是谅解的。至于补习费，老师收得也不多……。”
我专注的直视着老师，想到她的生活和作息，想到那偶尔一次的和男老师共弹风琴，想到她连恋爱的时间也不太多，心里对她和自身成年的未来，浮起了另一份复杂的怜悯与茫然。
我从来没有恨过我的小学老师，我只是怕她怕得比死还要厉害。
督学来过之后，我们有整整十天不用夜间补习，不但如此，也有躲避球可打，也有郊外美术写生，可以只提一个空便当盒在黄昏的时候一路玩回家，而回家的习题却是加多了。这并不要紧，那时候我念初二的姐姐还没有入睡，她学我的字体写阿拉伯字，她做一半，我做一半，然后祷告忏悔姐姐的代写作业，微笑着放心入睡。
那只是十天的好日子而已，我一日一日的当当心心的计算，而日子却仍然改变了。有一天，老师笑吟吟的说：“明天带两个便当来，水彩和粉蜡笔不用再带了，我们恢复以往的日子。”听着听着，远方的天空好似传来了巨大的雷声，接着彤云满布，飞快的笼罩了整个的校园，而我的眼睛，突然感到十分干涩，教室里昏黄的灯光便一盏一盏半明半暗的点了起来。那两年，好似没有感觉到晴天，也就毕业了。暑日的烈阳下，父亲看榜回来。很和蔼的说：“榜上没有妹妹的名字，我们念静修女中也是一样好的。”
我很喜欢静修女中，新生训练的时候，被老师带着穿过马路去对面的操场上玩球，老师没有凶我们，一直叫我们小妹妹。
没有几天，我回家，母亲说父亲放下了公事赶去了另一所省女中，为着我联考分数弄错了的一张通知单。父亲回来时，擦着汗，笑着对我说：“恭喜！恭喜！你要去念台湾最好的省女中了。”一时里，那层灰色的雾又在呼呼吹着的风扇声里聚拢起来。它们来得那么浓，浓到我心里的狂喊都透不出去。只看见父母在很遥远的地方切一片淡红色的冰西瓜要给我吃。
上了省中，父母要我再一次回到小学向老师再一次道谢培育之恩，我去了，老师有些感触的摸摸我的头，拿出一本日记簿来送给我，她很认真而用心的在日记的第一页上写下了几个正楷字，写的是：“陈平同学，前途光明。”
日子无论怎么慢慢的流逝总也过去了，有一天我发觉已经二十岁，二十岁的那一年，我有两双不同高度的细跟鞋，一支极淡的口红，一双小方格网状的丝袜，一头烫过的鬈发，一条镀金的项炼，好几只皮包，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唱机、和接近两千本藏书。不但如此，那时候，我去上了大学，有了朋友，仍在画画，同样日日夜夜的在念书，甚而最喜欢接近数学般的逻辑课，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初恋的滋味——。
想到小学老师赠给我的那几个字，它们终于在阳光下越变越鲜明起来。流去的种种，化为一群一群蝴蝶，虽然早已明白了，世上的生命，大半朝生暮死，而蝴蝶也是朝生暮死的东西，可是依然为着它的色彩目眩神迷，觉着生命所有的神秘与极美已在蜕变中张显了全部的答案。而许多彩色的蝶，正在纱帽山的谷底飞去又飞来。就这样，我一年又一年的活了下来，只为了再生时蝴蝶的颜色。
选自三毛《倾城》，哈尔滨出版社年版，原题为《蝴蝶的颜色》
格非：那些让我没当成木匠的老师
年09月10日09:38
来源：澎湃新闻网作者：格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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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我们彼此都很厌恶
一九八〇年夏天，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成绩公布后，没有人感到意外。我的物理和化学都没有超过四十分。我的母亲决意让我学木匠。师傅请来了，他是我们家的一位亲戚。初次见面，我们彼此都很厌恶。
他对我的笨手笨脚心中有数，而我则对他的那句有名的格言记忆深刻。当时，他坐在我们家惟一的一张木椅上，跷着腿，剔着牙，笑嘻嘻地对我说：“手艺不是学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我对于自己的未来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母亲已经在教我她所理解的待师之道了。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吃饭要快，饭后给师傅递上一条热毛巾；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要像个蜡烛不点不亮……记住了这些口诀，我就要前去投奔师傅了。
翟老师：谜一般的命运男神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位陌生人的来访改变了我日后的命运。
他姓翟，是镇上中心小学的教师。他说他有一位朋友在谏壁中学任教研组长，如果我愿意去那里读补习班的话，他可以帮忙推荐，我与这位翟老师非亲非故，素不相识，而且我当年的高考成绩并不出色，他是如何从众多的落榜生中挑中我，并挨家挨户一路寻访，来到我们村的，至今仍是一个谜。
我的母亲当即表示同意，这倒不是因为她对那所全县仅有的重点中学有什么清晰的概念，也不是因为她对于我能考上大学有任何具体的信心，而是来访者的盛情超出了她的日常经验和想象力，让她感到惊慌失措。我如此轻而易举地逃避了师傅日后可能的摧残，也没有什么理由感到不高兴。
当我带着翟老师的亲笔信来到谏壁中学的时候，事情远非我想象的那样顺利。翟老师的那位朋友在谏壁中学并不是一言九鼎的人物。我能来谏中读书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语文、数学的高考成绩必须达到六十分。“否则，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他读完了信，皱起了眉头，“把你的高考成绩单拿出来让我看看。”“成绩单让我给弄丢了。”我回答说，其实，那张成绩单就在我的口袋里。无论如何，我不能将它拿出来。
“丢了？”他反问了一句，眼睛盯着我看似乎在判断我是不是在撒谎，“那这样吧，你到县文教局跑一趟，他们那儿有存底，你去抄一份回来就是了。”他给了我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县文教局的地址。我捏着那张小纸片出了校门，来到了马路边。
看上去我有两个选择：往东约十五公里处，是我的老家，我只要随时拦下一辆过往的汽车就可回到那里；假如我跳上3路公交车往西去，最终可以抵达镇江市，那是县文教局的所在地。两个选择都会指向同一个结果：我将不得不与学校作永久的告别，成为一名木匠学徒，每天给我的师傅搓上几条热乎乎的毛巾。
我在路边徘徊了两个小时，最后选择了没有希望的希望，选择了垂死挣扎，选择了延迟的判决，决定去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我来到县文教局，正赶上下班时间。传达室的老头把我拦住了，我勉强作了一番解释、央求，他只有一句话：现在下班了，你不能进去。这倒也好，反正我也不是非进去不可。这本来就是一件荒唐的事。我口袋里有一份成绩单的原件，却非要进去弄一份一模一样的抄件干什么。
文教局老师：是我见过最美的女性
我正要离开那儿，一个声音从背后把我叫住了。“小鬼，你有什么事？”我看见一男一女两个人正朝门口走来，女的梳着齐耳短发，男的夹着一只公文包。我说我想办一份高考成绩证明。“现在下班了，你明天再来吧。”男的说，他仍在急急忙忙地往外走。
“我看我们还是替他办一下吧，反正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女的说。那位男的犹豫了一下，就站住了，他们把我带到了办公室。他们一边为我翻找档案，一边问我是哪里人，高考成绩单是怎么弄丢的，还能不能记住准考证的号码，以及我需要这样一张成绩单派什么用场。
“我的成绩单没有丢。”这时，我突然说了一句。“那你还到这儿来干什么？”他们显然有些生气，“怎么回事？”
“我想去谏中读补习班，可他们规定语文、数学必须达到及格线……”我答道。我把该说的都说了。还说了不该说的，比如母亲让我去做木匠那件事，我不愿替那位我既害怕又憎恶的师傅搓热毛巾。
“这怎么行！”她朝那位同事看了一眼，似乎在征询他的意见。他一声不吭地抽着烟，像是在盘算着什么心事，终于，他朝我摆摆手，让我到外面去等一会儿。
十分钟之后，他们又把我叫了进去。十分钟，一切都决定了。她把一张写有语文、数学成绩的证明公函递给我：“你看这样可以了吗？”“可以了。”我说。
我记得在这份公函上，语文成绩六十八分，数学是七十分。接下来发生了一点小小的麻烦。他们怎么也找不到公章。他们翻遍了所有的抽屉，关上又打开，一遍又一遍。我的心又沉了下去。
我担心他们在最后一刻会改变主意。其实，公章就在她手边，她太紧张了。我看见她将公章从旧信封里取出来，朝它呵了一口气，接着就是“啪”的一声。我的眼泪流出来了。
“苟富贵，毋相忘。”她轻轻地说了一句。
她是我迄今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
历史老师：气得口吐白沫
我原来学的是理科，对于历史、地理这两门新课完全不知如何下手。
期中考试结束之后，历史老师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你这不是考试，而是背书。我让你回答孔子的教育思想，你却给我来个什么孔子字仲尼家中排行老二人称孔老二……什么乱七八糟的，狗屁不通。”他气得口吐白沫，我的那张可怜的试卷也随即被他扔到了空中。
经过他这一番调教之后，我的答题方法丝毫不见长进，期末考试时的背书功夫竟然可以精确到标点符号。他照例把我叫到办公室训话，不过他终于没有骂我，而换了一副笑脸，轻描淡写地说：“你的记忆力倒也不得不让我佩服。”
语文老师:：“这算什么文章，竟会选入教材？”
语文课最让人开心。老师是一位乡村宿儒，据说做过陶铸的秘书。第一堂课他就使我们大开眼界。我记得那天讲的是碧野的《天山景物记》，他读一段，讲一段。我们怀疑他在上课之前是否预先看过课文，因为他一边讲，一边满腹狐疑，最后竟至于气得破口大骂：“这算什么文章，竟然也会选入教材？不可思议……”
以我们当时的眼光看来，满纸烟云、词藻华丽的《天山景物记》可称得上难得的美文，老师何至于如此动怒呢？选入那本教材的现代散文，除了毛泽东和鲁迅他不便妄加议论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文章不被他批得体无完肤。而且，他在上课时，对文章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和写作特色从来不置一词，而对于某些毫无意义的枝节却大加阐发，有一次课文中出现了“鱼翅”这个词，他突然神秘地对我们说：“同学们，你们谁吃过鱼翅吗？哈哈，没有吧？我呢倒是吃过那么两三回……”
开心过后，担忧跟着就来了。这种说书艺人信马由缰式的授课倒是让人“赏心悦耳”，可高考怎么办？这是每一个削尖脑袋钻入谏中的学生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这种担忧很快就传到了那位老先生的耳中。
“不用担心，考卷总是人出的，再复杂的锁，也总有一把打开它的钥匙。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到时候，我给你们做两套模拟试题，作文不出大问题，及格总是起码吧？”他这样解释了一番，随后又绘声绘色地考证起了韩信遭受胯下之辱的准确地点。
教导主任：“你父母不在身边，现在得听我的”
转眼就到了一九八一年的夏天。六月份，整个镇江地区举行了一次据称难度超过高考的模拟考试，考试成绩对考生本人严格保密，校方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骄傲和气馁都会葬送一个学生的前途，考试结束后不久，我在校园里又碰到了罗主任。他叫出了我的名字，把我吓了一跳。
“你的身体似乎不太好，”他说，“我已经注意你很久了，要补充营养，麦乳精要天天吃，吃不下也得吃。要多休息。书嘛，就不要看啦，放心回宿舍睡大觉。你想想看，高考虽说很难，但整个镇江市成千上万的考生，总不至于只录取两个人吧？”他见我仍然站在那里发愣，就干脆对我说：“这次模拟考试，你是镇江地区的第二名……”
我回到宿舍之后，果然照罗主任的吩咐蒙头大睡起来，这一睡可不要紧，高考前就再也爬不起来了。考试前一天的晚上，我的体温升到了摄氏40度。
我不敢去找校医看病，而去发电厂的路我是再也走不动了。寝室里乱哄哄的，弥漫着汗臭和麦乳精的气味，考生的父母们正在给他们的儿子做最后的战前动员。我看见邻床的一个考生，只穿着一条三角短裤，像个拳击手那样向空中挥动着拳头，嘴里念念有词：拼了，拼了……
知道自己明天上不了考场了。我的意志坍塌了。我忽然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她让我去学艺的那个木匠师傅。我不再憎恶他了。当个木匠似乎也没什么不好。干什么都行，反正我不想上考场了，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已经断掉了。
大约十一点钟的时候，罗主任来到了我的床边，他把校医也叫来了。他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他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他说自古无场外的举人……我说让举人见鬼去吧，反正我是不考啦。“这可不能由你说了算，”罗主任严厉地说，“你的父母不在身边，现在得听我的。如果你明天上午仍然高烧不退，我也不会逼你……”
他让校医给我往静脉里推射了一针葡萄糖，又让人将我架到他的家中，逼着我当他面喝下三大碗稀粥。现在，我已无法回忆起这个夜晚是如何度过的，第二天早上我又是如何走进考场的。我只记得，当我从考场回到学校，罗主任正在门前生煤球炉，他又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对我说：“如果你想放弃高考，现在仍然来得及。”
随后，我们都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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