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就想写这个题目，我们这代人对“再教育”领会颇深，而将来对这段历史将要作出怎样的评价，我们不知道，所以我要把个人的感受写出来，起码是亲历者对她的真实评价。
所谓的“再教育”，我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这段时间。就是某个人或某些人认为；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再一次接受教育。至于教育对象是谁，要视情况而定。那段时间的被教育对象是我们，（尽管我们只是小学毕业生，）教育对象是工、农、兵。
我是一九六六年小学毕业生，因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直到一九六八年才离开小学，大锅端到天津市第20中学，哼！沾了文化大革命的光，要是考试，还不定考得上考不上呢！我原来根本不知道有个20中学。到中学一看吓一跳。原来20中六个年级一共才有十二个班。我们河大附小、长沙路小学、西安道一小三个小学一下分进了十二个班。校园里挤得乌乌漾漾，老生都不拿正眼瞧我们。学校也没有那么多教室，得！正好，劳动去吧！中学两年多一点儿，有一多半时间是在学工、学农、学军中度过的。
先写学军吧！因学工、学农的时间太长，篇幅一定比学军长。
我们20中，学军的对口单位是天津警备区农场，在北郊区青光村以北。第一次行军走了三十多里地，脚上打泡的同学真不少。我们是步行的啊！正是暑热天，到了军营还没水洗，因为农场平时并没有多少兵。一下子来了二百来个学生，打他个措手不及。也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想洗，没门，先臭着。
下午，集合，由部队领导训话，内容不记得了，记得最清的是，给我们分排长，那时候学校都是部队编制，现在的班，那时候叫排。现在的小组那时候叫班。我们学校是男、女分班。给男生分的排长，用现在的话叫个顶个的帅哥，给女生分的排长全是歪瓜裂枣。我们有幸分了一个胖排长，我们班在学校就是个闹班，虽说是个女生班。但能量一点儿也不小。老师都有些发憷教我们班。看到胖排长，立即有人小声发话了：“胖子好，胖子跑不动。”第二天，出早操，各排都来到操场，练队列，站军姿，拔正步。我们排只在操场上站了一下，就被胖排长拉出来了，只听他喊了一声：“跑步走”一二、一二地就把我们拉到军营通大门的道儿上了，还没等我们闹明白怎么回事，就出了大门，上了乡村的公路，又跑了一会儿，就上了现在的京福公路，那时候京福公路没有什么车，两边的杨树高高的，因为是出早操，太阳还没出来，所以不太热。我们紧跟着胖排长也不知跑出了多远，反正后来只有十几个大个儿，多是小学业余体校的田径运动员跟上了他。队伍已经溃不成军，胖排长回头看了看，来了一个折返跑，把这十几个人带上，一路收容着我们的同学，可是脚步一点也没慢。跑回操场的时候，操场上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都去食堂吃饭了）只记得京福公路两侧高高的杨树在我们回来的时候洒下花花的树荫。
就这样，我们排连续跑了五天，我们都埋怨说这话的同学，她姓孙，我们给她起的外号叫“猴子”，我们说：“猴子，准是那天你说的话叫胖排长听见了，现在拿咱们出气。”猴子也懊悔不迭。其实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出力是长力的。第一天是溃不成军，后来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直到第五天跑回操场，胖排长在点评的时候才露出笑脸说：“嗯！不错。告诉你们，别看我胖，我就是能跑。”领教了。胖子真能跑。
学军的时候还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儿，就是，越下雨越在外面淋，越饿越得使劲唱，否则不能进食堂。最怕的是夜间紧急集合，排长那尖利的哨子声刚落，他的重拳就砸到宿舍薄薄的门板上了。“砰”“砰”“砰”“四排集合了！”平时说话声音不大的排长用声嘶力竭的嗓音喊出。吓得我们哆哆嗦嗦，尽管知道不定哪天晚上有紧急集合，真到时候还是害怕。发昏挡不住死，我们都用尽可能快的速度，穿戴好，跑出宿舍。“报告排长，一班到齐”“报告排长，二班到齐”“报告排长，三班到齐”三个班长纷纷报告。排长立即把我们带到操场。还好我们是女生排第一个到的。营长训话，大意是有一个美蒋特务刚刚跳伞，就在青光附近，我们的任务是在京福公路两边搜索，来个学生兵，在排长的带领下，在公路两边下沟上坎儿的干开了。没有手电，没有路灯，只有满天的星星照明。摔跤、掉鞋，屡屡发生。不敢说话、咳嗽。压低声音的：“跟上”，叫我们的脚步更加踉跄。也不知跑了多远，只见天色已微明，已能分辨出离你最近的人是谁了，排长从前头跑过来，后队变前队，我们又跑回了操场。现在想起来那的事儿呀！还美蒋特务？当时可是“真”的。
第二次紧急集合就更可笑了，在部队我们学会的第一件事是整理内务，第二件事就是打背包。把被子叠好，用行李绳三横两竖（横压竖）的捆结实，再弄双破胶鞋往后面一塞，背起来就能走。最主要的是不能散。打背包不是件十分容易的事情。这时候就看出来动手能力的高低来了。有人很快就学会了，有人无论如何也学不会。可第二次紧急集合偏偏要打背包。又是半夜哨响，又是“砰”“砰”“砰”的擂门声，只是又加了一句“把背包打起来，背上，快点”的说明。不许开灯，摸黑儿，可就乱套了，你刚把行李绳拿出来，转眼就不见了，她刚把背包带放上，不知又被谁抻走，谁也不敢大声说话，借着窗外营区的路灯，我们就这样慌乱的打起背包，跑出宿舍。这回没出营区，只在操场跑了几圈，天色就明了。营长训话，他没说什么，只是叫我们互相看看，再往跑道上看看，这一看不得了，我们都乐了。平时打得方方正正的背包，现在是七扭八歪，这还算好的。有人干脆打个大十字，背是不能背了，在胳膊底下夹着，操场跑道上好几只鞋。营长说：“就这样还想当兵，鞋都跑丢了，今天回去就练打背包，各排带回吧。”
军营一个月的锻炼，真的把我懒散的毛病改了不少。
回学校以后，坐在教室里，知足的不得了，我们开始上文化课，英语先学的是“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和26个字母。现在也仅存这些了。数学，学的是数轴，我统计过，连自学带后来上学，我一共学了五遍数轴。（基础比较扎实，哼）化学没沾边儿，物理只上了一节，好像是物质。对就是物质。这就是那个年代中学给我的全部文化知识。
好景不长，我们刚开始学习，七0届又从小学顶上来了，他们比我们人更多，（马寅初先生您是多么的英明啊！）得，我们又开始新的一轮儿劳动，军是不用学了，留给新生吧！我们去刘安庄农场稻田队，打稻子。去王顶堤大队背稻子。去军粮城公社割稻子。哪个地方都有故事，只说军粮城的事情吧，因为到山西以后，我们时常回忆到它。
在军粮城我们呆了十天，除了割稻子，就是背稻子，因那是时机械化程度十分低，。全凭人力完成收割任务。我们去老乡也很欢迎。每天派一个大娘给我们做饭，十天，三十顿没换样儿，稻米饭，虾皮炒洋白菜或肉片炒洋白菜。我们跟大娘说：“煮点稀饭行吗？”大娘断然拒绝：“不行，你们每天干那么累得活儿，稀饭顶不住。”想想啊！小站稻啊！米饭蒸出来，上面一层油亮亮的，香着呢！我们却想着换口儿。后来遭了报了，到山西，稻米饭？棒子面也吃不饱。从军粮城回家后，我姥姥烙的发面饼，好几天了，都干了，我拿起就啃，香极了。闹了半天白面这么香。从那时就知道再好的东西也不能多吃，要有节制。
再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们学工的单位是天津市手电筒厂，在小白楼音乐厅后面，离学校很近，但劳动是不用进校的。我们跟着师傅的时间表走，师傅上早班，我们上早班。师傅上夜班，我们上夜班。在我们前一期的学工的同学，在冲床上把大拇指冲掉了，所以工厂严令，学生不许上冲床。我的师傅姓什么已经不记得了，三十多岁，女的。话不多，不，不，不，不说话，叫我干什么都用手势，一抬手我就开机器，手往下一挥，我立即关床子。手往里一摆，我立即续料，手往外一摆，我马上停止续料。我们那台机器总爱出毛病，师傅拿把螺丝刀，这捅捅，那拧拧。敲敲上边，扒拉扒拉下边。车间里的活儿并不太多，因此我的同学经常串岗，看到我师傅这样指挥我都乐，回去跟她们的师傅学说，她们的师傅告诉她们，我师傅就那样，谁也不理。好了“老阿倔”的外号立即在我们中间传开了。时间长了，我们又给车间别的师傅起了很多的外号，只要外观上有特点，那绝跑不掉。什么“胡萝卜”“土豆”“番茄大博士”总之《洋葱头历险记》里的名字几乎全用上了。由于我师傅的严格训练，我眼神儿特别的好，也就是说有眼力见儿。后来到了山西，伺候匠人，（山西管有手艺的人称为匠人）比如给我们盘炉灶的人，我在旁边递砖、递灰，恰到好处。被他称为“不歪咯”。
在手电筒厂先后一共劳动过两个月，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初步认识就这样形成了。我的中学时代就这样度过了。现在不喜欢读书的孩子可能还很羡慕呢！这多“好”，一会儿去农村，一会儿去工厂，一会儿去兵营，就是不在教室里念书。我美好的中学时光很快结束了，这次可是真要当农民了。
在山西长子县当农民，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确实给我上了铭心刻骨的一课。农民自称是“受苦人”，一开始不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理解，农村那艰苦的生活，辛勤劳动一年所得甚少，我们知识青年就更是食不果腹，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持，后果不堪设想。食物的匮乏，造成我们整天就想着怎样才能填饱肚子。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也敢干。并不为耻。直到现在我还这样认为，没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根本提不到。
贫下中农给予我的再教育，说老实话，真得不太好。他们心地善良，但极端自私，不赖他们，因为客观环境造就了他们这种观念。生存环境太恶劣了。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大变样了。但我们没赶上。
在农村，我不知道出路在什么地方，也不敢胡思乱想，每天下地劳动，盼着下雨，能休息一天。盼着邮递员带来家中和同学的消息。一年下来就盼着冬天的到来，能回家，吃饱饭。年的夏天，我们村的董津生选调到太原上学，我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一点儿没犹豫，立即回家，正好是暑假，我想复习功课，来年考学。这种想法当然得到家庭的大力支持。
放暑假我母亲在家，整天就我一个学生，正好过瘾（我妈是老师，教书有瘾，或者是癖好）又是从数轴开始，因式分解、几何基础等等初中数学讲完了。高中数学刚开始学，在村里的同学就打电报来，叫我们回村说有选调任务。其他同学都回去了，我在犹豫，能有我吗？我这个人始终不自信，后来她们连来三封电报。我才下决心回村。72年11月1日我才到村里。回到庙里吓一大跳。情况和前几个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一进院儿，马津就大声说：“你回来了，怎么不打封电报我们上东田良接你去？”男生纷纷跑出来，都在问候。见到这种情况，我逃也似的奔向我的宿舍，问跟过来的同学，“这是怎么回事？”插队两年多了，我们男女生同住一院儿，从不过话。老死不相往来。马津笑盈盈地说：“你适应适应吧，男生现在整天和我们说话，待会儿还叫咱们上他们屋里讲故事哪！”“你们答应他们啦？”“当然答应啦，你快洗洗，吃完饭咱们一起去。”真没想到，选调这件事把我们和男生之间的坚冰给打破了。
72年11月28日，我终于选调到长子柴油机厂当了一名学徒工，我们进厂共20名知青。五个男生，十五名女生，为什么男女比例如此严重失调，后来我们才知道，招工的人根本没翻档案，只是凭名字就判断是男生和女生了。像我这样的名字当然被当成男生招进厂了。简直是混水摸鱼。当时我还深怕给退回村。
终于当上了工人，不用在和太阳亲密接触，不用管那摸不准脾气的炉火，不用挑着扁担上山下沟，不用再干锄也锄不完的地。收也收不完的秋。每月17元的生活费除了买饭票还略有盈余。长子新华书店我是跑熟腿了，鲁迅的《朝花夕拾》《两地书》《呐喊》《彷徨》都是那时买的，才两三毛钱一本。
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就必须说一说我的师傅李文章，李师傅是河南林县人，当年不到四十岁，瘦瘦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后来我问过李师傅眼睛的事，他说是小时候饿瞎的。我们刚进厂，好像名声不大好，（不知什么原因）别的人都不爱带天津知青，李师傅就一个人接下了我们十几个徒弟，当时我们分在金工车间，机体组，一条流水线，从毛坯进车间走完我们这条线，就进装配车间了。我们都是生手，李师傅就挨个儿教，从来没发过火。我们中间有心灵手巧的，例如张大泽、吉秉钧，他们都很快就独立操作了。这样的人我们给起外号叫“大徒弟”。当年我也是很努力学习的一个。但是“大徒弟”没当上。李师傅无论从技术上还是在思想上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为人正直，对徒弟一视同仁，刚进车间的时候，李师傅总是一路小跑从流水线这头跑到那头。八小时根本停不下来，后来我们都能自己操作了，李师傅就能坐下来跟我们聊几句天。记得清楚的事是，师傅拿一支石笔，在破桌子上，寥寥几笔就画出了活灵活现的小鱼和展翅高飞的鸽子。我对绘画是一窍不通，但师傅画的小鱼和鸽子笔划实在不多，我在旁边临摹了一会儿就有几分像了。后来就用这蒙小孩儿。（包括自己的孩子）
我们进厂时间不长。厂里就转产干手扶拖拉机用的柴油机，型号是。我们这条流水线整体报废，换另一条专用流水线，对于学技术靠手艺吃饭的人来讲，这真是好时机，通过这次换线，我们接触到原来根本接触不到的工艺流程，李师傅带着几个“大徒弟”没明没夜的干，我们几个女生每天只是帮助拉拉大绳，也就是帮助把旧设备拉出车间，把新设备拉进车间。如果没有这些活儿，就去车间别的工段帮助人家加点儿冷却液之类的。
在工厂
有一天李师傅叫我上车间办公室上面的小楼，我进去一看，只见七个木板一字排开，几个男生坐在旁边，另一边还放了一堆电器元件。李师傅告诉我们，车间的新设备都是我们自己厂干的，设备上的配电盘由我们几个人来做。由于设备大同小异，为了赶时间，决定一起做。现在你们每个人站到一块木板旁边，听大泽讲怎样安装。第一次听说我们中间居然有懂电的。当刮目相看。就是大李村的张大泽。他站在黑板前，详细的把电器元件的安装位置讲清楚。这好办，我们都有一双灵活而有力的手，很快就安装完毕。到接线时，我才知道无论多复杂的配电箱只用三种颜色的电线，它们是主线、控制线和灯线。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装配电板。张大泽在黑板上详细地告诉我们，用什么颜色的电线，从一个接触器上的某一个点接到另一个接触器上的某一点。什么长开点，什么长闭点的，我就照猫画虎的接吧！干了一会儿，我就发现问题了，我旁边的这个家伙。他接的配电盘好看，各色电线都错落有致的排着，横平竖直。我这却七扭八歪的，我立即举手示意，大徒弟先等等，我有问题。张大泽停下来，我问我旁边的家伙：“你接得怎么好看，我的这个配电盘怎么这么难瞧。”这位老兄不紧不慢的说：“我做每根线的接头都是一钳子口，高低也是一个尺寸。”地雷的秘密探来了，我对张大泽说：“你等等吧！我得整理整理。”其他的几位马上响应。李师傅站在旁边只是微笑，不点评、不帮助。可看得出来他真高兴。
进厂一晃就快三年了，我的上学梦还没醒，又听说厂里有上学的名额，我开始蠢蠢欲动，下了班找出数学和语文书，开始又一轮的学习，还是数轴。我和师傅说，李师傅说那恐怕要厂里推荐，我就去找当时的革委会，办公室主任刚开始敷衍，后来我又去找，他直言不讳的说：“你不行，你那档案里太乱。”一句话把我从办公室里撅出来。好在我这个人天生没心没肺，当时别扭了一阵儿，过后又安心的当我的工人老大哥了。
出师不久，有机会我调回了天津。上中学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曾经问过我：“你是愿意到一个大单位去当一名小员工呢？还是愿意到一个小单位去当头呢？”本人一贯头脑简单，根本没想过，我就反问她，：“那你呢？”她回答：“我想到大单位当小员工，平平安安的过一生”。当时她家也受到冲击了。我想想，也是啊！这次如愿以偿，我调到一个新建的中型企业，去当我的老大，（当时工人俗称老大哥）该知足了。
我始终认为工人作为阶级，是伟大的，对工作精益求精，对事业无私奉献。这不，在摸着石头过河时期，第一个牺牲的还是工人阶级。或者说第一个献身的是工人阶级。
谁承想，年科学的春天来了，老九翻身了（当时知识分子俗称老九），也不知是谁，想起了什么，提出从六八届至文革期间的所有初中毕业生全部回炉，补习初中文化课，当时这些人可都是生产骨干，从一线上全部撤下来学习，生产任务不能保证，车间主任就不干。我们厂的教育科想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分批参加学习，每学期顶多六十人，车间也顶不住，因为当时涨工资的条件之一就是初中补习及格。
我是第三批的学员，先说说我们的老师吧！说出来的羡慕死你们！我们厂是知识分子扎堆儿的地方，老师根本不用外聘。教数学的刘老师是特设科的，北航毕业。教语文的刘老师是技术科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来去瑞典斯德哥尔摩镀金，再后来是我们厂最后一任总工，教几何的韩老师，西北工业大学毕业。教化学的赵老师，中心实验室的，天津师范大学毕业。教物理的刘老师也是西工大的。现在的高级中学教师配备也不过如此吧！那时却教我们。
这就是我第四次学数轴，基础可谓扎实吧！教数学的刘老师，平时不苟言笑，我对他是敬而远之。可是上课以后，发现这位老师太好了，科代表敛上作业，交给他，他总要问一句“齐了吗？”如答“不齐”，就要追问“为什么？”所以科代表，一回教室就跟没交作业的同学说，再不交作业自己去跟刘老师说。我们班的数学作业交的是最齐的。我见过刘老师的教案，是我生平见得最好的教案。我也算见识过的人，因为我母亲、姥姥都是老师，我从小又是在耀华中学高中数学组长起来的，本人也曾混进教师队伍三年。但是刘老师的教案真是首屈一指。那么整齐、那么详细，教案上的图比我们在坐标纸上画的都规矩。
再说教化学的赵老师，师范毕业，教学有一套。现在想起来都想乐，每天下午课是最难熬的，困呢！赵老师不怕，见学生趴下的多了，就叫起一个平时识逗的，也就是脸皮厚的，能配合她演戏的，我们班有个同学叫赵林建，当时他已经三十出头了，还没结婚，厂里正分房，他人坐在教室，心在分房小组。下午上课他必定要小息一会儿，赵老师就把他叫起来，提问题叫他回答，他就开始胡说八道，经常是他一起立我们就开始醒盹，他一张嘴，就是哄堂大笑，赵老师有这个能力，忍住不笑，继续提问，继续胡说。笑声连打鼾的人都能震醒。此时只见赵老师一摆手，叫他坐下，扭头问我们“还困吗？”“不困了”“好，那听我讲课。”这就是师范出来的。
教语文的刘老师本身是学工的，哈军工的高材生，教语文，我心里打个问号。可一上课就知道了，什么是文理并茂。课讲得确实不错。记得第一篇作文，就是写一封信。我正好有满腹的牢骚要发，你还给我机会，我一点也没犹豫，把要说的话和盘托出，什么该上学的时候不让学，现在孩子小，家庭负担重，工作一摊事，人在教室座，心思在外边等等。这可是你叫我写的，不是我自己要写的。没想到点评作文的时候，刘老师居然拿出来了我的作文，当作范文来点评。我摆出来一幅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心想，你随便说，我说的都是实话。他从我的作文中摘出一段话，告诉同学，这是排比句。写文章经常要用。
我的再教育就此打上句号，后来我调入科室，没有文凭不行，我就参加了成人教育，在天津机电学院浑了一张大专文凭。回想我这辈子不管是教育还是再教育，都不是主动的。好容易退休了，又上了小屋学苑这条船。还是用广告语结束这篇文章吧，教育终生，终生教育。
本文作者岳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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