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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战前线的美国情报部门澎湃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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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梦一般是从美国的政府部门(美国司法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出的一封信件开始的。美国人在信中怀疑某公司在某个国家的市场中存在欺诈行为,因此开始他们热衷的大话骰游戏。公司无法知道这些美国政府部门到底是在虚张声势,还是真的掌握了可靠的信息。它们手上有什么信息?它们是如何获得这些信息的?难道公司有内鬼?这是不是在捕风捉影?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于年启动了一个鼓励告密者揭露其公司非法交易的项目。这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项目,因为报酬很丰厚:罚款总额的10%-30%。在-年,共有34个告密者获得了总计1.11亿美元的报酬,“而且不排除这些线人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另外的酬劳,譬如让情报部门或者美国警方在国际事务中为其提供方便”。

信息本身及其来源并不重要,被盯上的公司无论如何都会陷入困境。搞清楚美国人是否在虚张声势对陷入困境的公司来说根本无济于事。反抗美国奥威尔式的极权主义简直是天方夜谭。在经济情报领域,几乎没有人能够躲过美国“大耳朵”电子监控系统。监控任务都是由美国各调查部门组成一个特别行动小组来联合执行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以及美国国家税务局,也就是在年以逃税的名义扳倒了著名的阿尔卡彭领导下的芝加哥黑手党的团伙。仅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有名特工负责打击腐败,其中包括一个由30人组成的特别小组。而联邦警察的工作则是接收美国安全部门和情报部门的消息,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美国国家安全局。

另外,美国情报界在搜集和分析商业情报方面拥有悠久的传统。情报界的一些杰出探员在经济领域的履历相当亮眼:先后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时期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曾经是一名商业律师,里根政府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曾经担任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克林顿政府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多伊奇在花旗银行工作时遇到了后来在中央情报局兰利总部的同事诺拉斯拉特金,纽约证券交易所前主席戴夫多尔蒂之前曾是中央情报局特工,在中央情报局负责经济间谍活动的弗兰克乔治威斯纳曾是美国国际集团的副总裁。

面对这些经验丰富的美国信息猎手,各大公司绝无任何躲过“卡夫丁轭形门”的侥幸(“卡夫丁轭形门”是指,公元前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迫使罗马战俘从峡谷中用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下通过,借以羞辱战败军队。——译者注)。它们最隐秘的经济勾当终究逃不过美国人的监控。这其实与主动打开水龙头,让信息流入美国情报部门没有什么不同。

美国经济情报界蓄势待发

如果没有情报武器,美国打击腐败和制裁违犯经济禁运令企业的效率会大大降低。美国情报部门搜集、分析经济与金融情报的工作臻乎完美,自苏联解体后,世间无出其右者。美国间谍个个都是令人生畏的经济战士,忠实地为美国利益服务。

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在冷战期间的情报工作不出色,只是当时这并非他们的优先事项,那时他们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打击共产主义的事业中。在那个时期,美国各部门之间就已经有了一些共享竞争对手情报的渠道。譬如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家安全局,以及由美国国防和安保行业牵线的特别安全官。同时,从年开始,情报联络处成了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两大情报部门与美国商务部分享情报的桥梁,后来又改名为行政支援办公室。显然,情报联络处将搜集的情报提供给营利机构是不被容许的。但这并不妨碍中央情报局定期在兰利总部组织研讨会,与美国的企业家一起探讨譬如半导体之类的敏感科技话题。总之,中央情报局定期在国内资源部会见美国大型企业的领导人。即使在今天,美国大企业的负责人依旧会欣然前往中央情报局的兰利总部做客。

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美国情报部门开始全面参与经济领域的活动。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当过好莱坞演员的罗纳德里根。他不享有情报专家的头衔,也不是中央情报局文件的忠实读者。然而,他重新给予了中央情报局一定的自主权,至少恢复了它在水门事件前享有的权限。罗纳德里根签署的第号“美国情报活动”行政命令,使情报间谍有借口与美国公司勾结,一起谋划组织海外行动,而且他们无须随时向美国司法部长报告行动进展。里根另外签署了其他两份官方文件(第号和第号行政命令),重新启用被前任总统吉米卡特打入冷宫的情报部门。根据新指令,情报机构可以在非官方部门的掩护下开展秘密行动。

下面这个例子就具有代表性。年,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弗兰克卡卢奇与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杰拉尔德福特政府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后来在乔治沃克布什政府时期又再次出任国防部长一职)一起加入西尔斯国际贸易公司的领导层。这家公司的运作方式与日本崇光百货公司类似,其价值都体现在搜集商业信息上。西尔斯公司在数年后宣告破产。不久后,谣言四起,声称弗兰克卡卢奇其实是利用西尔斯公司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打掩护。卡卢奇亲自打理的西尔斯旗下子公司“国际规划与分析中心”被指控贩卖武器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年,弗兰克卡卢奇除了在西尔斯公司担任董事外,还是卫康和公司的领导人。这家私人安保公司耳目众多,刺探情报的方式也极为激进,其在比利时的一家子公司很快被锁定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欧洲的延伸。

柏林墙倒塌而经济监控却只增不减

年11月15日,彼时的苏联即将解体,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便急不可待地发表了“国家安全审查”NSR-29号文件。该份文件针对美国所有政府部门,汇总这些政府部门各自所需要的信息类型。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部门则随时待命,满足它们的需求。NSR-29号文件要求美国情报界继续对苏联的一举一动保持高度警惕,同时监视其他领域的情况。“美国情报界要灵活应对各种问题,从传统的警惕苏联军事力量到眼下流行的环境保护,从经济战争到预防艾滋病等”,监控范围非常广泛。

美国情报部门被要求完成不可能的任务:监测一切并和盘托出。随着苏联解体,“主要目标”“优先事项”“死对头”一夜之间烟消云散。美国特工突然失去了明确的方向,其凝聚力受到威胁。

而年3月30日,白宫签署并发布了NSD-67号的“国家安全指令”,这个安全指令为特工找到了新的目标方向。打击腐败与工业科技间谍活动成为美国的最新优先事项。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总统提出了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情报改革。

事实上,这次改革的原因是,美国情报界经过了一个低谷期,其始终无法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正确定位。冷战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驻阿富汗特工米尔顿比尔登解释说:“以前,中央情报局不是一个普通的机构,它是独一无二的,带有神秘色彩。它肩负使命,而且对它来说,这个使命就如十字军东征那般神圣。现在苏联消失了,我们也变得一无所有。我们没有过去,也算不上英雄。我们的功绩本身需要保密。而现在任务完成了,一切都结束了。”

美国情报界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彻底被打入冷宫。克林顿上台后未明确指示美国情报工作将何去何从。美国希望享受“和平红利”,减少国家安全事务的财政支出。那该如何处理成千上万的不再适应新时代的美国特工呢?有些情报人员觉得任务已经完成,便退休离开了,也有些情报人员去了私营部门就职。至于情报机构,则必须给它们找点事做。在全球化时代,它们的任务就是监听全球经济发展动态。

白宫不是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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